1965年春节后，说是为了落实“全民、集体两种劳动制度，公办、民办两种教育制度”，实现“小学不出队、初中不出圩、高中不出社”，中心小学校长找我，要我同一位“困难时期”学校解散在家务农的中师生，去金沟农业中学教书。

提起农中情形，真可谓不堪回首：挤借小学一间不到30平米的教室，2名教师，30个学生，3亩试验田;4门功课：语文、数学、政治、农业基础知识;报酬4个一点：国家补贴一点，集体补助一点，试验田解决一点，自己劳动一点;周一至周六只上5天课，其中2个下午在试验田劳动。我们每人要教2门课，还要会栽桑、养蚕、种棉花，会耕田耙地，会挑挖栽割。我们俨然成了能文能武、能细能粗的多面手。时过不久，我便问自己：这是当的什么教师呢?

3里之外，还有一个教学点。那时，除了公社第一书记有一辆自行车，大家都步行。点上5个学生，3男2女。3男，辍学多年，读书识字，几乎要从零开始;2女，都只读到四年级，家务之外，一个要带2个妹妹，一个要带2个弟弟，学习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决计要改行。

一个晚上，我趁伯父有空了，对他说：“我想改行。”

伯父幼时，上过几天私塾，18岁当家，后来当民夫，当民兵，当乡长，当乡指导员，当区公安助理。1964年我高中毕业，他当公社副书记，分管我们圩。他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家有难事，都要找他。

“嫌钱少了?”他问。

“不全是。”我说，“学生不像学生，学校不像学校，教师不像教师。”

“怕耽误了你是不是?”昏黄的油灯照着伯父瘦削的脸。见我不答言，他沉吟良久，对我说道：“报酬是少了些，水涨才能船高。现在农村急需文化人，就为少得些钱，读了点书就想飞走了?”

我说：“这种学校太难办，这种书太难教。”

“你倒懂得难了?”他用一种不客气的口气说，“创业不难什么难?人还能被难吓住?难，就要你吃苦，不吃苦能知东南西北?你这点难，难道比我遇到的还要难不成?”

这一晚，伯父第一次跟我谈到他自己。谈到他租田种地做生意;谈到他北撤留守敌后，还乡团搜捕，逃亡上海，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谈到他白手起家，创办供销合作社;谈到他出家无家、没日没夜抓生产;谈到他忍饥挨饿、不占不贪，带领干部群众步步艰难度荒年……一直谈到夜很深，很深。

我终于没有改行。

这一年，伯父帮助我们选校址，落实经费和劳力;我们建新房，迁学校，招新生，调整试验田，送出了第一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