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南角墩》是周荣池长篇叙事散文《一个人的平原》的自序，它以独立的形态在《雨花》2020年第2期刊出。这个序是长篇叙事散文的脊梁，是这本书的经度和纬度。那些“河流”“庄台”“歌声”“渔事”“味水”“节刻”“乡人”“生死”“回乡”都在这经度和纬度上找到印记。“逃离南角墩”与其说是作者设置的悬念，不如说是作者设置的一个美丽的陷阱，让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跳下去，我便是跳下去的其中之一。我在这个陷阱里徜徉、漫步、欣赏，终于解开了存于心中对于“逃离南角墩”的几个疑团：南角墩是什么地方，它与作者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逃离南角墩，逃到哪里去，他逃成了吗?

南角墩是作者的故乡，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从小喝的是三荡河的水，他在那片黑黝黝的泥土散发出来的芬芳中成长，那里有他天真的童年以及留在童年记忆里的辛酸。

作者家是这个村庄的外来户，他的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复原军人，本可以到城里的轧花厂上班，却因为莫须有的政治问题而失去了工作。这对他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还不算什么，好在父亲身大力不亏，有一双勤劳的手，日子还可以勉强地过下去。对他父亲打击最大的是他10岁那年的一件事，他父亲养的一趟正要“上满栏”的鸭子被一捧和着毒药的稻子药死在三荡河边。死一只小猫小狗都疼，何况死的是他父亲风里来雨里去用辛勤的汗水养起来的一趟正在生蛋的鸭子呢?母亲知道了此事，失声痛哭，急得直跳脚的绝望的父亲用一斤“粮食白”麻醉自己，度过了难熬的夜晚。自此，他父亲脾气更加暴躁，经常酗酒，他也常常遭到父亲醉酒后的打骂。他的童年虽有天真烂漫，但更多的是沾着父亲麻木的酒味和粗暴的骂声。南角墩对外来户的排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深深埋在他幼小的心田，以至于他在很多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人心是最狠毒的药。我想，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椎心顿足般地难过。

作者小时候经历的不仅是精神上的磨难，物质生活的匮乏也给他带来深深的伤痛。上中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饥饿的月亮”，曾为偷吃同学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懊悔不已。上大学、“跳龙门”的那一年暑假，按理，他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同学之间相互庆贺，他却为了学费与叔叔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黑黝黝的脸又被太阳狠狠地“美化”了一回。面对曾经的经历和现实，他要逃离村庄，逃离苦难。

他逃离了吗?离了却未逃。20岁时，他考上了大学，正如他父亲所说“坏稻剥出好米”，从那一年开始，他离开了南角墩，离开了曾经给他带来痛苦的村庄，离开了爱他又打骂他的亲人。他在高等学府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了不少的文章，上大学时他就成为一期《散文诗》期刊上的封面人物，他在那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扬起了文学的风帆，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在距家不远的一个小镇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后又调到县城工作，可以这样说：他真的离开了南角墩，而不是“逃”。

如果硬要说作者逃离南角墩，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作者逃离了过去的南角墩，迎来了新时代的南角墩。过去的南角墩灰暗、落后、愚昧，略带一点野蛮。改革开放后，它自我突破、自我改造，南角墩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与过去的南角墩相比是脱胎换骨了，它正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另一种是作者精神上的逃脱。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从精神上讲我是一个叛逃者”，他要叛逃的地方不是陶渊明的南山，不是士大夫隐匿的“江湖”，不是平原，也不是城市，而是文学领域某一个神秘的高地，他要在这一个神秘的高地上去除浮躁、虚荣、野心、懈怠、懒惰，让心沉淀下来，让文字真正站立起来，写一些自认为可以流传的文字。所以作者说，“我要去的地方其实并不远，而只是自己应该在的地方，好好地耕种好自己的田地。”可以说，作者的逃脱是在矛盾、挣扎中前行，在痛苦与快乐中抉择，是作者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解剖，这种前行、抉择、解剖的过程正是作者走向成熟的过程。

在我看来，“逃离南角墩”是一个伪命题，是作者欲扬故抑的一种手法。前面我说作者给读者设置了一个美丽的陷阱，我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尽管周荣池在许多作品里对故乡心存腹诽，甚至在心里骂她、诅咒她，但他没有真正地想逃离过她。他逃离了过去的南角墩，迎来了新的南角墩，他精神上的逃脱也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作者知道“儿不嫌母丑”的道理，他的根在那里，他的亲人在那里，他越骂故乡，故乡越是贴近他。故乡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否认。他在《逃离南角墩》中写道：“我这些年一直对自己的书写做着梳理，我离开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彻底却又发现自己走得越来越近，城市的天地广阔无垠，书写的世界千姿百态，个人的情绪变化万千，但有一种安静而神秘的情绪竟然并不用去寻找。那是我从命里就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地理坐标从来没有变化，那就是平原上的南角墩。”读到这里，我觉得作者太“忽悠”人了，“逃不离南角墩”的思想已经在文中老老实实地“坦白”了。

说来说去，不管作者走多远，他是逃不离南角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