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大人教育说“人人有脸，树树有皮”“浑身的皮肉不值钱，菠菜叶子大的脸值钱”。如果有人好吃懒做，甚至做了偷吃扒拿的事，则会被指着鼻子骂：“可要脸啊?”隐约觉得骂人者弦外有音。我们的“面子观”大抵是这样启蒙的。

中国是一个面子的国度，做官的平步青云，从商的红红火火，子女上了名牌大学，进了高档写字楼，乃至找到满意的对象等和幸福指数相关的种种，都会给面子以升值的空间。

数千年宗族社会的遗传基因，使我们觉得自己和族人、亲戚的尊卑荣辱都与自己的脸面攸关，“要面子”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行为。自然就会警醒自己，不干“丢脸”的事;就会勤劳朴素，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就会发愤苦读，不做老大徒伤悲的事;就会光明正大，不做鼠窃狗偷的事;就会高风亮节，不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这显然是面子给予我们积极的意义了。

然而有面子，就有里子。面子也暗含一些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同样一件棘手的事情，脸面不同的人出面，找是否有头有脸的对象斡旋，事情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孙小果若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可能早就坟上长青草了，偏偏他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家庭，让一批操纵生杀予夺大权的司法人员给足面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越过法律、制度等重重藩篱、鸿沟，使得孙小果起死回生、“重出江湖”。这似乎是面子对人人望而生畏、个个奉若神灵的法治的一次随手涂鸦，一次无情亵渎。可见，面子这种尤物，往往讲人性多一点，讲法治、讲规矩则少一些。

单位、部门的形象比起个人的面子，显然要重要得多。往往一个单位的决定出来后，盖上了代表公正的印鉴，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律条，即便有人提出正确的修改意见，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可能。不能让一呼百应的领导打自己的脸吧!武汉疫情爆发以后，武汉警方就应该舍得脸面，跟当事人李文亮等八名被训诫者认个错，撤回训诫。可非得等国家监委公布调查结果后，才无可奈何地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其家属道歉。这样的道歉还能挽回警方的脸面吗?

“水还有个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某人若事事跟人锱铢必较，一点面子也不讲，天天刷人面子，这种看似原则性很强、很纯粹的人，必将寸步难行。但“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所谓的面子而致人格、尊严、公德、是非等大面子于不顾，显然是从“要面子”变为“丢面子”。因而，对面子“度”的把握似乎是一件颇费智慧的事情。

今日之中国，确有些本末倒置的面子观：有笑贫不笑娼者，若如是，我们该颂扬小偷、劫匪、杀人越货者，而嘲笑那些埋头苦干的农民工了;有以为当官就是为了发财者，则我们该嘲笑“天下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常听“民间疾苦声”的郑板桥、艰苦朴素的焦裕禄了。

为了面子，文凭、学历、年龄、档案、身份，大抵无一不能造假，以“圆滑”“识时务”“吃得开”“八面玲珑”为面子哲学，以拥有顶级豪宅、顶级跑车、私人飞机和三妻四妾为最有面子的事情，而把仁义礼智信、把人性之善踩于脚下。如此的面子观与行，源于现实，囿于利益，困于虚名，与我们正在建设的诚信社会、法治中国背道而驰，必将为大众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