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笔写爷爷，已是八年前。二〇一一年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再版，出版社提出，原书是从子女的视角写自己的父亲，新版可以加入孙辈的追忆，也算是回馈新读者的“彩蛋”。当时接到任务未及多想，开始动笔却千难万难。酝酿许久，艰难成文，之后大病一场，及至次年换了一份工作，从司法系统转到了文化管理部门，大约也是借着写文章完成了一次自我检视和自我和解。毕竟，因着一句“我是法盲”被媒体口诛笔伐的老头儿已经不在了，学法数载，待到自己独立落槌审案，终于确定了我似乎也不是嗑法学这棵树的虫儿，还是及时并线改道，避免误人误己。

写《“名门之后”个中味》的时候，爷爷还是个不那么大众的作家，虽然已被写进了文学史，但没有太高的社会知名度，读者圈子并不算大。近些年来，老头儿越来越“有名”了，大约是作品被选入了不少地方的中小学课本的缘故，喜欢他的读者已是上至耄耋，下至稚童。今年四月，朋友告诉我老头儿的话题上了热搜，打开微博，关键词竟是“汪曾祺好爱吐槽一男的”，读者评价他的作品“自带弹幕”，说除了他，从未见过哪个作家在小说里用这么多的“( )”，如此积极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老头儿继“最后一个士大夫”“纯粹的文人”“人道主义者”等光环后，喜提新称号 “作家里的内心帝”“图书界的 bilibili”，也算是高大上和接地气兼备了。

这应该是好事。不管读者爱的是他开放通达的胸怀、清淡隽永的文字，还是醇厚至美的乡情、食指大动的美食，总归能让更多人喜欢读读书、做做菜，让日子过得更有些滋味。但有时也觉得不安：幼时课本里的“大家”似乎大多并不受学生待见，如有篇目需要背诵更是极大拉低好感度;且老头儿的文章如果用在立意剖析、段落概括、中心思想提炼之类的题目上，约莫对出题的老师和答题的学生都是种折磨。前些时日，同事带着上小学的女儿来单位值班，小姑娘说自己特别喜欢汪曾祺爷爷的文章，学了课文之后就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他的集子。我好奇地问她喜欢什么，小姑娘嗫嚅许久，说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喜欢。我听了大感欣慰，也甚为惭愧，毕竟我在念小学时，还在批判老头儿的作品“没词儿”。

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历经八年雕琢，将目前爷爷存世的绝大多数文字收录于《汪曾祺全集》中付梓，按照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他的创作历程。而这次编辑出版《别集》，是亲故和资深“汪迷”对于汪曾祺作品的解读，不拘文体，不依时序，更多凭的是作品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

《晚饭后的故事》一册，收录有序跋、书信、小说，解析了老头儿的创作理念，也通过作品反映了他在家乡蒙学、至上海任教、到北京后在京剧院就职等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我最偏爱的两篇是《安乐居》和《小芳》，无关作品水准，只因为文字留存着我在爷爷身边生活最美的回忆。每次读起，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谁见了都喜欢，都想抱抱”的小丫头，天天缀在爷爷身后当条小尾巴，跟着他去安乐林荡秋千、到安乐居买酒菜，拉着好脾气的小芳阿姨去楼下翻沙挖土、拔草喂兔子。可惜，现下的我与文中描述相符的大约只有“很结实，胖乎乎的”一句了，呜呼哀哉。

老头儿说自己外出喜欢捡石头子儿，从海边，从火山湖畔，从沙漠，选时觉得新鲜得趣，带回家看多了便觉得没了意思，最后不知下落。他这个习惯我印象不深，但父母家里确实有只天青的椭圆盆子，并里面的青白鹅卵，都是我年幼时从爷爷那里“抄”来的。每到年关，就会被翻找出，清洗干净，栽上两颗圆滚滚白胖胖的“蒜头”，上元前后，便有丛丛洁白的六瓣花朵绽放，伴着一室幽香。

我想，写作也罢，读书也罢，都是一场“边捡边丢”的旅程，究竟是灰突突的破石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宝矿，全凭当时当日的场景与心境。有些石头子儿，当时看来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流年经转，却发现已成为楔在生命中的印刻;当然，若日后喜爱不再，被孙女拿去过家家，或是压了花盆，也是一份妙趣。

庚子年的春节来得早，又是栽水仙的时候了。待到元宵花开，正是老头儿的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