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常以世系表谱的形式，展示某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的事迹。

值汪曾祺纪念馆开馆之际，闲聊几句高邮汪氏家谱。

高邮出生的汪曾祺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描写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蜚声海内外。汪先生出名后，研究汪先生家世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其中重要的参考文献为《汪氏族谱》。

高邮汪氏所在的《汪氏族谱》曾多次续谱，最近的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大概是1991年前后，有灌南来的两位60多岁的老人，由街坊领到我父亲家，说是寻访姓汪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为续修汪氏族谱而来，因原族谱中有《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并说这套老家谱，文革中多已被毁，灌南新安镇侥幸留下一套完整家谱，现遇太平盛世，当地汪氏商议欲修谱，成立了组织，派专人四出寻访。在各地请长者负责本地汪氏谱系材料，再集中至灌南。当时商定了谱系格式，上谱的具体材料信息等等，并请高邮汪氏着一人为修谱写序。我父亲负责收集高邮汪氏的材料，他推荐由汪曾祺代表高邮作序，并介绍了汪曾祺。其时汪曾祺已名声大振，提起京剧《沙家浜》，无人不晓。

汪曾祺撰写的序由汪丽纹、金家渝夫妇转给我父亲，其中写道“闻之祖父云：汪本姫姓，文王之后也，时代久远，未可稽考……绳其祖武，不坠家声，清白为人，永葆令誉，各尽所长，以利邦国，瞩望来者，其共勉之。高邮第八十九世裔孙 汪曾祺”。文中“时代久远，未可稽考”，征得汪曾祺同意，父亲改为“虽时代久远，仍可稽可考”。

1993年底，《汪氏族谱》一套八册到手，翻看内容，深感修谱之事，实属不易，个中艰辛，非亲历者不能知。其中不足，尤在文字。有些字先对后误，有些一直是错字，致文中意思不顺。此次续修前的叙述，多为文言，现在人读之颇为费力。这些都木已成舟，难以改动。

老谱中，对女姓不作记载，只是对其中延续的重要人物，部分注有“娶某氏”的简要记录，多少年后，这“某氏”便作了“某太孺人”。这次新谱，对1980年代所生子女(多为独生子女)，无论男女，都作了记载，开了好头。

从老谱知，上一次续谱成谱时间为1925年。《续谱序一》说，“1914年，江苏灌南新安有人义务修谱，历时11年，采访八载，编辑三秋，万里飘蓬，栉风沐雨，含苦茹辛，百折不回，于1925年成书，共二十卷，印一百九十五套发于族人。”那次修谱，高邮汪氏写序人为八十七世高邮汪嘉勋(汪曾祺祖父)，汪嘉勋于卷首作《汪氏族谱序》，且在分册《迁高邮世系图》中又有《高邮支谱序》，落款为“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四月既望迁邮第七世孙 嘉勋谨识”。两次续谱，祖孙二人先后作序，难得。

1925年续谱中，汪嘉勋所作分册《高邮支谱序》中写道：……盖自子祥公讳，起凤殁于徽之原籍，刘太孺人尽室来邮，依典业为生计，故公墓在徽，而孺人之墓在邮。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弊。(笔者注，本小节中括号内同：自起凤公，八十一世，字子祥，于安徽原籍去世后，其夫人刘氏(高邮籍)即领所有子女来到高邮，以典当为业，所以起凤公的墓在安徽原籍，而刘太夫人的墓在高邮。清代规定，外籍移民某地，需六十年后才能加入所迁地户籍，且要在原籍去除户籍，为的是杜绝跨地参加科考之弊。)先人百计经营所费不赀矣，今以通族计之，世己(应为已)及十，而家仅数十，非繁衍者比。然谱系不明，殊非敬宗收族之义。适灌云诸同宗联合十余县兴此举，衰集(应为裒pou集，作聚集讲)成编，居邮者之幸，亦匪独邮者之幸也……

《高邮支谱序》自述了祖先自安徽迁邮原因，借清例暗陈自迁邮后，汪氏多年未有功名之因，赞续谱之义。

汪氏八十一世起凤于1707年逝，其夫人刘氏率子迁邮，其后八十二、八十三世未有功名记载，自八十四世汪淋起，始有“从九品衔、国学生、诰封议朝大夫”之述，然后后世多次有“截取知县、举人、九品官、五品衔、中宪大夫”等功名、诰封记录。第八十四世汪淋生于1752年，八十一世汪起凤逝于1707年，经45年。再十数年后，汪淋成年，参加科考，得功名，这其间历经刘太夫人“尽室来邮”，祖父辈不能参与科考，时间已达六十年。如《序》中说“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弊”。这与季红真教授《汪曾祺家世》文中“……最晚也是到了他(指曾祺)曾祖父(八十六世)一代，高邮汪家才出了有功名的人”所述有悖。

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中说，“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这些话，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家世》一文中亦作过引用，并说：汪家直系后人也坚持这一说法，大概得自他们父亲的口述。

查高邮支谱，汪恒(汪曾祺与我的曾祖父，行三)为“光绪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元和县、荆溪县(属苏州、常州府)训导”，未曾有举人之说。若有举人功名，其子汪嘉勋(曾祺祖父)作序(时为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时的那次续修，定应有补续。祖先中稍有功名者，家谱焉有不书?汪嘉勋自己为恩贡，恩贡与拔贡不全同。涉及自身，修谱也应作补充。而汪恒同辈中的老大汪芬是有功名的，家谱说他“诰授中宪大夫，‘道衔’(清，道一级官衔)、‘截取知县’(清代候补官员，但他一生并未为官)，同治丁卯科举人”。“因为举人，故称所住之巷为科甲巷”(我父亲《高邮汪氏家族简述》一文。父亲1925年生人，虽小于汪曾祺，但在邮时间远长于汪曾祺，许多事情的记忆，应比较清楚)。汪曾祺《我的家》写于1991年9月19日，发表在1991年第12期《作家》上，写在这次续谱前。汪曾祺先生文与《高邮支谱》所记，窃以为应以家谱所记为准。时间久远，口口相传的信息有误，难免。

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家世》写道：汪曾祺《续谱序二》中落款是“高邮第八十九世裔孙”，可见是从汪华开始排序，不是以文王为祖。但查家谱《续谱序一》中所述大意为：鲁成公二子，因其手有汪字纹样，赐姓汪，其封地在颕川，得名为汪颕川，是为汪氏宗族得姓始祖。自颕川始祖起至汪华已四十四世。这说明排序是从始祖颕川起至汪曾祺为八十九世矣。

1925年续谱，已有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婚姻记载：娶杨氏，继张氏，子曾祺出嗣(过继给二伯汪长生)。1993年续谱，应把1925至1993年之间的许多信息续上的，不知何故，谱中未出现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任氏，也未出现张氏、任氏两位继母生的所有子女(男性早亡的不上谱、女性不上谱是惯例)，但补出了已去世的汪曾祥。家谱中出现的汪曾祥，纪念馆《家世简表》中却未提及。于是，汪曾祺便少了这样一位弟弟，当事人亲属会有什么感受?这样做，不知是否和汪曾祺家人、亲属及汪曾祺研究者商量过?许多事情，时代因之，当坦然面对。既是研究，应还原现实，才是忠实于史。

以上，实为闲话，无有争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