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从新兵集训队下连不久，凭借入伍前在公社防震指挥部从事过一段文字工作的经历，我有幸被推荐参加新闻培训班的学习，从此与新闻报道结下不解之缘。从地方到部队，再由部队转回地方，南北天地间，风雨数十载，我在新闻路上遇到的三位“贵人”，成为我为人处事的楷模，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热心相助的团新闻干事顾建新。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新闻培训，一大堆闻所未闻的新词充塞于耳，什么消息、特写、访谈，什么人物通讯、事件通讯，真是闻所未闻，听着头疼，心乱如麻，不禁自问：我能听得进这些内容，写得出新闻稿件吗?此时正在给我们做辅导的顾建新干事仿佛看透了我的小心思，鼓励我：不着急，要对自己有信心，只要一点一点学习，一天一天积累，有耕耘总将有收获;当今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老前辈、名记者，他们也都是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顾干事话虽不多，但句句打动了我，使得我迈出了新闻路上的第一步：这次培训班写的第一篇小通讯被舟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可以说这篇播出的稿子，是顾干事一字一字、一句一句推敲修改而成的。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若是这第一步没有遇到顾干事，可能我个人的命运将会改写。1982年初，军区为保留新闻骨干，使全区部队的新闻队伍后继有人，将再次举办新闻培训班(毕业后便可提干，充实新闻队伍)。顾建新股长(他此时已升任团宣传股长)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并把我从营报道组调来团机关。名义上是借用，实际上是他为我认真复习迎考创造条件。在他的帮助下，我如愿以偿，顺利入学并提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新闻和文秘工作。

言传身教的报道组长滕俊杰。报道培训结束后，我便留在了营报道组。当时的报道组长名叫滕俊杰(曾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现为上海影视集团监事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1976年初从上海入伍，家庭条件优越。但从我与他三年时间的接触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自身要求严格。记得那时跟着广播学外语刚刚兴起，亳无半点日语基础的他，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起了日语，每天定时定点，直到退伍从未中断。那时一些世界名著刚刚解禁，他就托家人帮助购买并起早贪黑、放弃娱乐时间阅读了起来。正是由于在部队打下的那些外语、文学基础，使得他回上海后在文化艺术中收获颇丰，终有成就。这点点滴滴恰似润物春雨，既给我以滋润和营养，又让我深有触动。从滕俊杰身上学到的自觉好学、严于自律，让我受益终身。二是乐于助人。那时的滕俊杰不时有稿件见诸于《解放军报》、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等新闻媒体，在师、团已很有名气，但对我这个初学者，可谓是手把手地教，从标题的拟制、主题的确立、内容的取舍、结构的安排，再到用词用句的推敲，认认真真、不厌其烦。在他的帮助下，我写的一则消息登上了《人民前线》报。看着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那张报纸，我彻夜难眠——只要肯吃苦，我一定能干好新闻工作。

无微不至的营副教导员周美法。当时营里分管新闻报道工作的是副教导员周美法，他这个人学历虽然不高，但口才好，汇报起工作来言语生动、妙趣横生，师团领导或机关的参谋干事们总爱往我们营里跑。也许是文化程度的制约，周副教导员拿起笔来总是不那么听使唤。也正是因此，他对我们几个报道员偏爱有加。由于营里四个连队的驻地很分散，为减少往返时间，更多地发现新闻线索，我们常常要在连队住上个三天两天的。每次下连前，周副教导员都要叮嘱我们自带背包和碗筷。有时我们怕麻烦，挎包一背就想走，可每次总是被他叫住，非让我们带上背包和碗筷才准下连。我们很是不解：干嘛那样麻烦，连队有的是公用被褥和碗筷。最终还是在我爸爸去部队时，周副教导员这才揭了谜：连队虽有公用物品，但是长期无人使用，容易被感染，一旦染上类似肝炎等传染病，小黄肯定会失去提干机会(那时还可以从士兵中直接提干)，那实在是太可惜了。1980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家里两封加急电报，父亲患胆结石急需住院手术。因战备训练，官兵一律不得离队，我一度情绪较为低落。作为家中长子，想着退伍回家帮父母一把，写报道的兴趣大减，一连几天都不想动笔。周副教导员跟我做了一次长谈，句句入情入理，同时安排连队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又明确了我的连队文书职务(挂名)。这为我日后参加军区新闻培训班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他所做的这一切，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乃至到现在，他都只字未曾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