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又到了芒种。过去在农村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麦收和插秧都得在这几天内完成。还有收菜籽，摘蚕豆，生产队的人手就不够了。集体经济的年代，大忙时节城镇各单位都有支农任务，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记得从小学三四年级到中学，我每年都会去农村参加“四夏”大忙。

小的时候是去近郊的生产队，由老师带队，家里会给我们准备一顶草帽，一个水壶，还有干粮(因为芒种一般和端午节挨得近，粽子居多)。我们佩戴着红领巾，排队从学校出发，一路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在烈日下徒步到达目的地。生产队长扫了我们一眼说：“女伢子就在场上摘豆角，男伢子下田拾麦穗。”麦子刚收割完，一田的麦茬，我们小男生横排着在麦田里走一遍，脚踝刺得生疼，见到麦穗就捡起来放进老师提着的一个大柳篮中。下午我们又到另一块麦田里捡了一遍，一个个晒得面红耳赤。麦场的一个角落里堆放着我们的劳动成果。

文革中我上初中，支农更是家常便饭，因为它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临近毕业的一个夏季，我们全班五十名同学，到一沟公社先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驻队支农，前后有二十天。每人打着背包，自带生活用品，被安排住在附近的一个腾空了的小会堂里，打地铺，女同学睡在主席台上，男同学分左右两排睡在台下，中间留出过道。生产队还安排一农户给我们烧饭，老师派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孙同学管理伙食，他不参加劳动，负责锅碗瓢盆，上下午送粥到地头，真把我们当劳力对待了。

我们这些十五六七的小伙子，与村民一道下田收麦子。我们不会割麦，不会捆把，从田里将麦把挑上场就是我们可以干的事了。从田头到麦场走田埂，近的有里把路，远的要有三四里。我们一般的同学用灰叉一头一个，挑两个把，还是蛮吃力的。也有年龄大些的，好胜心强的，学着老农民的样子，用扁担挑，拿绳子一头捆两三个，一次能运四至六个把。

麦把上场了，金灿灿一片，接下来要脱粒。当时一种小型的脱粒机，村民称为“小老虎”，裹着一层厚厚的铁风衣，风衣里是一个铁制的滚筒，滚筒上交错地镶嵌着一排排钢牙铁齿。一个大队只有两台，各生产队轮流着使用。麦子登场后，特别要候着老天爷的脸色，趁天气晴朗，日以继夜地打“小老虎”。那天下午生产队长和我们老师说：“今天晚上‘小老虎’到我们队，打‘小老虎’需要的人最多，要拖把、分把、喂把，还要着人扒草、扬场、进仓，诸多工种，人手肯定不够，我把你们学生都算进去了!”队长一脸的歉意，接着说：“今天晚上全队大锅饭，外加红烧肉。”

黄昏时分，“小老虎”来了，还有一台柴油机，一根又宽又长的皮带，一端套在“小老虎”的皮带盘上，一端套在柴油机的圆盘上。机器一响，圆盘飞转，带动了皮带，即刻也带动了前面“小老虎”里的滚筒，“小老虎”发出了“嗡嗡嗡”的吼叫声。我们男生分两队轮流替换，排在“小老虎”的一侧，在临时搁的门板上将麦把拆开，分成小把传递给喂把的队长。一捆松散的麦把送进老虎口，“呜——”地一声长啸，齐刷刷的麦把瞬间成了一团乱草，从“小老虎”的另一端喷射而出。

打麦场被两盏汽油灯照得灼亮，已到午夜时分，眼看麦场上一大片金黄逐渐消失，队长要老师带我们先撤。这时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肚子咕咕叫。回到小会堂，孙同学带领几个女生煮好了两大桶粥，我们“呼啦呼啦”一顿喝，上下眼皮已经打架了，倒头便睡。

这次是我做学生的最后一次支农。那年大招工，我进了工厂，后来在工厂也参加过两次支农，那性质可不一样了。我们是“工人老大哥”，支援“四夏”大忙，工厂本身是经济实体，加上农民的热情接待，一日三餐都很丰盛，劳动也是应应景，并不苦累。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农就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