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汪也塘，号厚基，也就是汪曾祺笔下《徙》中高雪的丈夫，高北溟的女婿。父亲是高先生的得意高足，上学时年年都是级长(现在的班长)。按老话说，父亲命硬，一生娶了三房妻子。第一任因生我姐姐难产而死，第二任妻子高雪，因产后抑郁加肺病而亡，第三任妻子就是我母亲，生了我一个。父亲尤其擅长书法，汪曾祺叔叔(按家谱排序)1981年回邮时见到我在红旗中学任教的哥哥，说：“你父亲在大城市就是一个书法家，太可惜了。”

父亲年轻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穿着西装革履，上衣口袋挂着一只金怀表，冬天一身灰呢长大衣。父亲的弟妹较多，在爷爷汪辅臣的眼中却唯有他是最能干靠得住的人。当时家有400多亩良田和连锁碾米厂，还开有汪德大米店，碾米厂设备和米店的房屋设计都是我父亲一手策划。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上大学，可爷爷唯有这件事坚决不肯。中学毕业后，就把他关在家里，无论怎样哭闹、绝食都不行，后逼他学中医，并从淮阴请了个老中医在家教他。因非他所愿，所以学成后也医术平平。他常常遗憾地和我说：“班上多少成绩远不及我的人都上了大学，有的成了建筑师。”好在我的儿子完成了他的夙愿，成了建筑工程师。全国解放后，他在甘垛卫生院工作。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来回坐帮船，一年回来三四次。

1964年社教工作组给父亲戴上了地主的帽子，父母亲低头站在板凳上，口号声不时地响起，“打倒地主分子汪也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文革后，宣布父亲摘掉地主帽子。父亲当时泪流满面，我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父母相濡以沫，母亲从不抱怨父亲在外界带给她的种种伤害。父亲深爱已故的妻子高雪并珍藏照片终生，母亲特地替他把照片用绸布包起来再绣上花边，生怕照片被磨坏。

父亲生性善良，宽厚待人，对家人也一样。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宽让窄，和为贵，与人相处，吃点亏，不要紧。哥嫂有意见时，他总是批评哥哥，我和我爱人如果闹意见，他一定说我不对。

解放后，哥哥在镇江中学上高三，父亲的意见是要他考医科大学或理工科大学，却因德智体全面发展、“三好生”而被大连海军军官学校选中。那时候刚解放，不唯成分论，我家年年都贴上“光荣人家”的牌子。谁知哥哥上了三年大学后，却因成分问题“一杆子到底”，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能到乡村中学教书。姐姐扬大毕业，分到射阳化工厂。文革时我二十几岁，响应国家号召而下放农村，家庭情况又不好，也成了难以出嫁的大姑娘。我们家门口一个青年在水泵厂工作，他看上了我，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对方原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家，后来家道中落，母亲嫌他家穷。父亲语重心长地用平和的口吻对我说：“洛子，这可是你一辈子的终身大事。你要想好，以后的日子会比较艰苦。”我说：“我想到了。”父亲知道他的成分影响了我，有些内疚。他又安慰我：“他家人品还不错。以后有困难就回家说一声。你要他家派人来谈吧。”父亲能为女儿想到的，都想到了，我心里酸酸的。父亲在家一言九鼎，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文革后哥哥收到了军校补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姐姐也是高级工程师，我和爱人努力工作，生活也还不错。父亲享年83岁。我想，他在天之灵也会觉得宽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