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左右，我六七岁，该到上学的年龄了。

我6岁丧父，祖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两个幼孙身上。弟弟才两岁，太小。祖父为我打了一张学桌，又找了一块宽厚的木板作凳面，打了一张学凳，送我去读私塾。

我的启蒙先生叫于谨三。低田草荡人。顾庄人把官垛一带，费明、大葛庄、小葛庄等荒草荡人统称为低田人。先生面相清癯和善，颧骨略突，胡须稀疏，白牙齐整。左臂又细又瘦，永远耷拉在腹部。右臂强健，写字，执戒，全靠它。被先生戒尺打的，必须老老实实将掌心向上摊放在桌上，这种硬碰硬的惩罚，很叫人恐惧。学童们背后恨他、咒他：独膀子，吃狗屎!小屁孩的诅咒不足为训，每轮饭到一家，家长都把先生当贵宾礼遇。早上蛋瘪子，搓圆子或下面;中午不离鱼肉。束脩用实物，稻麦米面;多少不知，都是大人处理的。

我的学名就是于先生取的。弟兄俩取“权衡”二字。那时的“权”是繁体“權”，有22划，我竟然会认会写，先生夸我神。

我先念“字角子”。梅红纸裁成二三寸宽，头二尺长，积几十张用纸捻子订成一本。字是先生亲手写的正楷，人、手、口、足、刀、尺、马、牛、羊等笔划简单的字。

识字积累到一定程度，念启蒙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长念《幼学琼林》《千家诗》。至多念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要上城找经师了。乡下人念不起的。

除了识字，还要习毛笔字、打算盘、咳(hai)诗、对对子。还谈不上开笔练八股文。

我们这班念“字角子”的十几个同龄人，特好奇学长们咳诗。语声分平仄，语调有高低，语速有徐疾，配以肢体语言，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比起现时的朗诵有趣得多了。

一次，几个学长伸着脖子，拖长了腔调咳着《千家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手舞足蹈的，我们这帮小家伙看了，觉得很滑稽好玩。趁先生不在，“疙瘩牯”顾增富溜到正咳得起劲的秦日兴身后，在他的小辫子(那时的惯宝宝，时兴头上留个“猪尾子”)上粘上了一把苍耳子，大喝一声，“狼牙棒来也!”秦日兴冷不丁一激灵，用手去摸脑后的小辫子，那苍耳子的尖刺把手心的嫩肉刺破了，疼得直哭。这还了得，于先生进来拧着“疙瘩牯”的耳朵，拖到讲台前，狠狠地用戒尺打了十几下，疼得他呲牙咧嘴地直跳，不敢出声。我们几个小猴子，幸灾乐祸，窃笑不已。

私塾里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只能用毛笔。没有墨汁，天天要带小砚台研黑墨。我们常用嘴掭笔头，弄得一口黑、两手污，衣服上墨迹斑斑。调皮的我们，还常互相画胡子，相互对望傻笑。

解放后，上级派来一个公办教师，名叫屠容，办了一所正规小学。课本有语文、算术、常识，还教音乐、美术、体育。有了黑板、粉笔，毛笔倒不常用了，一个星期才一两节写字课。

屠老师是三垛镇上人，顾庄人背后都叫他屠大鼻子。他早出晚归，轮一顿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