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厚基一共有三个儿女，哥哥汪柯，姐姐汪涓，还有我。

我哥在高三时，因是三好生，被大连海军军官学校选中，他到大连军校后，想家、想母校师生。当时老师就叫班上的同学写信给他，要他在大连军校安心学习，报效祖国。很多同学都给他写信，我嫂嫂也在其中，久而久之，就有了他们长期单独写信的机会，从而确定了恋爱关系。年轻的哥哥穿着海军军服，军帽后面两根飘带随风飘动，显得特别英俊潇洒。后来因为家里的成分问题，我哥哥被清理了下来，下放到家乡乡村做中学教师，月工资32元。我嫂嫂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上海一个很不错的中学教书，月工资是58元。当时有人替我嫂嫂介绍了几个条件都不错的对象，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我喜欢汪柯，他人好，品德也好。”1962年寒假，我哥对我说：“洛子，和我到车站去接你的新嫂嫂。”那时候的车站在运河堤上，当我第一次见到嫂嫂时，她打着两根长长的辫子，亭亭玉立，穿着大方得体，一看就像一个文静的老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爸爸好不容易从甘垛乡下带回猪肉、鱼、米，请来家里至亲，简简单单办了几桌喜酒。婚后，嫂嫂就回到上海，后来有了孩子，早上她要把小孩送到一个老奶奶家托管，晚上再把小孩接回家。她教初三毕业班，晚上回家还要批改作业、备课。平时还好，娘儿俩有个病痛就遭罪大了。我哥我嫂一个在高邮乡下，一个在上海，到了寒暑假方能团聚。为了这样的团聚，我哥平时就开始积攒、购买一些农副产品。尤其到了寒假，要过春节了，大包小包，赶汽车，转汽车，挤公交，天亮坐到天黑十几个小时的车。他们两个人的辛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住房非常紧张，嫂嫂学校分了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卫生间、厨房间共用。随着我侄女长大，我哥放假到上海，侄女就睡到床底下，头在外面，身体在里面。我哥我嫂异地分居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我哥终于调到上海一个大专学校工作。

我姐姐汪娟扬大毕业，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分配时，班主任悄悄问她，现在南京有个分配名额，你去不去。我姐说：“我要到北边去，最好到宿迁。如果没有宿迁，要分配到靠近宿迁的地方。”原来我姐妈妈因为生她难产而死，没有奶吃，爸爸就托人替她找了个奶妈。奶妈非常善良，待她如己出，再说我爸爸又准备结婚了，所以她始终不肯回家。我爸爸就付给奶妈我姐的伙食费。奶妈家门口有个姓陈的男青年，和姐姐一起长大，两小无猜，性格相投，就好上了。姓陈的青年上的是中专，于我姐前一年分配到宿迁，所以我姐一定要去那里。老师说宿迁没有名额，射阳有一个名额。我姐说就到射阳。分到射阳后，可惜有情人并未成眷属。那个姓陈的青年吃不惯北方的杂粮和面食，而此时粮店的一个小姑娘看上他，对他分外照顾。我姐分到射阳后，他又不敢告诉我姐姐，直到那姑娘已经有了身孕，实在不能再隐瞒了。我姐如五雷轰顶，非常伤心。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和当地供电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我姐在射阳制药厂工作，直至退休。

我是老三届毕业生，下放农村，加上爸爸的地主帽子，虽然别人都说我长得不错，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是很少有人问津，后来和家门口的一个在水泵厂工作的青年工人结婚。他勤劳能干，有上进心，后来在水泵厂精加工一车间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