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时起，我家的房东就是印瑞生，人称印大先生，文文雅雅，一袭长衫，颇有气度。他有四男二女，除夭折外，个个成才。他家在司徒、马棚等处有田头二百亩。家中有三十多间房屋，大小三个天井。房屋有天花板、地板、护板，极有气势，唯下堂屋为九架梁，还有盆景、葡萄架，架下还养着一对鸳鸯，这在焦、百二巷也是少有的。

印家设有私塾。私塾设在花厅或昌厅，教印家的孩子，因我祖父拜托，我及表兄蒋宏春得以“带锅”。我虚六岁开始在印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教私塾的是许培元先生，我们背后叫他“许大瘤”(他嘴旁有一瘤)。印先生知道后，把我们教训了一顿，从此不敢如此称呼。平时许先生教“人、手、足、刀、尺”，习字是描红。1945年7月，我祖父病亡，我向许先生说一声，不知印先生怎么知道，他说：“孝顺重要，你办丧事去吧!”我在印家私塾只上了一年多，虽识字不多，但那幽雅的环境，还是让人高兴的。

后来，新四军住过印家，也住过我家。我记得印瑞生没有逃亡，仍留家中，大概他没有恶名劣迹，我没有见过他站“望乡台”(即地主站在桌子摞桌子上挨斗)，也没有见到过印家被“吃大户”(即大批农民到地主家吃喝)。当时各户按成分情况，分别列入红榜、黄榜、白榜，加以公布。近邻烧茶炉、卖烧饼油条的王福贵列为红榜，我家因祖父曾在伪政权“写串”就列为黄榜，印瑞生等人则为白榜。

高邮第一次解放不久，正值年根岁晚，我从一片急紧的锣声和人们的呼救声中惊醒了。那年我虚七岁，被一个人抱着，不知天南地北发生何事，只见天上飞的“火鸽子”(已着火的飞溅物)。事后才知道我家屋后近邻师家因床头蜡烛烧着了帐子，引起了一场大火，是新四军战士将我抱进印家的花厅，父亲牵着已怀孕的母亲也赶到印家。事后有人说给我听，印先生并未着慌，稳住大家的心，招呼：“救火要紧，先救人，不先忙拿财物!”我的祖母、几个姑母全部赶到印家，找到了临时的避难所。不幸中之大幸，师家烧成了废墟，却未殃及四邻，亦未伤人。要不是新四军战士和百姓合作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我父亲与近邻高冠常、印瑞生商谈，总要向新四军表示一下谢意，高、印两位先生颇有同感，就建议我父亲写谢帖。父亲不知如何下笔，高先生说：“你就用红纸，裁成长条，上书：‘感谢新四军，不忘为人民。’”结果如愿进行。

多少年过去了，我听印先生的外孙汪泰说，大概是1954年左右，其外公就仙逝了，房子由他人住着。我在统战部，当助理秘书，得知对台工作需要，印家的祖屋得以发还。如今，我走过东后街50号，发现老屋年久失修，从贴有对联“花溅春光谱，化雨润新春”(纸色已经发白)的大门缝里朝里望，只见杂树丛生，荒草萋萋，交织着，已遮蔽了祖屋的全貌，一种破败的样子。然而，我心里还是挺温馨，那是印家的房屋，是我的出生地和读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