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街在过去，曾经是高邮的繁华地段，地处城乡接合部，是粮食、柴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这让汪曾祺从小就一直和这里的商家、小贩、手艺人、种菜的、卖苦力的为伴，对他们有着极深的体察，这些人后来成了他小说、散文里的主角。

臭河边这个地名在汪曾祺的文章里被提到若干次，是他早年生活绕不开的一个地方，也是他去五小上学的必经之路。《故里杂记》《陈小手》《薛大娘》《晩饭花》等文章里所写到的人和事都发生在臭河边。

臭河边的水，源于京杭大运河，流经城北小学处的养丰闸，经承志桥向东流折弯过三元桥，到汪家巷巷头转直角向东流去，到了这里的水面就忽然开阔起来，经螺蛳坝，流向越塘河，最终与北澄子河相通。

汪曾祺在《故里杂记鱼》里写道：“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汪曾祺笔下的后街，即臭水河北岸，俗称臭河边。这后街的称谓，是相对于北边与之平行的民权路（人民路）而言。

臭河边的水，是城北人民路一带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吃水、洗菜、洗衣服全靠它。明明是清澈的活水，为什么叫臭水河呢？无处考证。

传说有一年铁拐李到高邮炼阳观造访吕洞宾，看到炼阳观南边有条清澈的河，就在此把他那双又臭又脏的烂脚洗了一下。自从铁拐李洗过烂脚后，此河的水就逐渐变臭了，臭河边由此而得名。

汪曾祺说：“前几年我回家乡一趟，想看看炼阳观，但早就没有了。吕祖楼、梅花，当然也没有了。”臭河边也没有了，变成了一条通往傅公桥路的路，天王寺变成了种子公司。

高邮文化学者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一文中写道：“人民路上有竺家巷和竺家小巷，可以想见历史上竺氏家族之庞大。现在大概一个姓竺的人家都不在这儿住了。”关于竺家巷的由来，民间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原来在竺家巷这一地带有座竺节寺，因寺庙周围长了许多竹子而得名。里面有一位方丈曾经游历四方，在各地交结了许多佛道人士。有一位客居他乡的高邮人要回家乡，受当地的一个和尚之托，捎带一封信给竺节寺的方丈。方丈接到友人的信件，很是激动，为了酬谢这位捎信者，方丈随即拽了些寺前的竹叶给此人。此人不以为然，心想，区区几根竹叶算什么呢？随手就扔掉了。回去一看竟还有几片竹叶粘在衣服上，在灯光下变成了金灿灿的竹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啊！此人立即原路返回来到竺节寺，哪里还有什么竹叶，竹林没有了，竺节寺也空空如也，方丈早已无影无踪。后来人们非常相信这一美好的传说，逐将此巷改名为竺家巷。

大淖，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几分钟的路程，跳跳蹦蹦就到了。但当时的大淖叫“大脑”，这里不但有“大脑巷”，还有“大脑河边”“小脑河边”。为什么这个地名叫“脑”，这在我头脑里曾经产生过疑问，而且是极大的疑问，但无法深究，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1991年10月，汪曾祺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他的初中老师张道仁曾经问过他：“你这个淖字是怎么考证出来的？”汪曾祺小时候写作文，做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一般都写作“大脑”，他怀疑久矣。这地方跟人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汪曾祺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那里将大大小小的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那里蒙古人多。后来汪老到内蒙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明了“淖”即我们这里的水溏，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汉语和蒙语的结合。汪曾祺说：“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这就是汪曾祺在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里将“大淖”写成“大溏”的缘故，后来再版时，他如释重负地将“溏”改成了“淖”，全文也作了较大的改动。

近日我通过走访，发现了一个有关“大脑”的传说。大淖，是个很大的水域，既是联系四乡八镇的交流要道，更是这里百姓淘米洗菜、洗汰衣服的生活必须。但这块水域长期以来竟没有一个好的码头，堤岸呈坡度式的向水面延伸，西边有一个伸向水面的木跳板，正常维护由东平堂浴室负责。老百姓用水一般会在卧地倒伏的一棵巨大的树干上进行，粗的一端位于大淖河码头的西侧，细的一端指向东边。这块巨大的树干长年不腐，并会随着水位而移动，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过往此处的人们若要洗脚什么的，都会坐在这根卧伏的树干上。传说，这巨大的树木原来是条黑鱼精的脊背，因黑鱼情的大脑位于西侧，西边这块区域就称为大脑，小脑位于鱼头的东侧，东边就叫小脑了，通往大淖的这条巷子称之为“大脑巷”。以此类推，就派生出了“大脑河边”和“小脑河边”这两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