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了蛙鼓，渐疏了蝉鸣，当金黄染遍田野的时候，童年记忆里的秋收也即将拉开序幕。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那块靛青色的磨刀砖，在门前的楝树下“哗哧哗哧”地磨着已经磨得雪亮的镰刀。这块凹形的磨刀砖也不知用了多少年，都磨成弯弯的秋月了。

早晨，太阳还没有晒干稻穗上的露水，大人们就被生产队长一声紧着一声的哨音催促着走进了田野。我们的母亲们在一块稻田的尽头一字排开，也没有人下达开镰的命令，她们就挥舞着镰刀割起来。她们先割下两簇稻秆，熟练地打结，做成草葽子一字铺在地上以备捆扎之用；接着用左手连同胳膊拢住一片稻秆，右手握住镰刀就这么挨着稻秆根部用力一勾，“刷”的一声稻子就被割去了一片，只留下齐刷刷的茬了；然后用镰刀勾住割下来的稻秆放在草葽子上，连割五六镰堆放在一起算作一捆；最后用右膝盖顶着稻秆勒紧草葽子，顺势一揪一扎，一捆圆圆的稻把就大功告成了。正好是星期天，童年时代的我们便挎着竹篮子，来到地里跟在母亲们后面捡稻穗。中午的时候，我们感觉秋天的太阳仍然很有力道，母亲们的脸庞被晒得红扑扑的，汗水粘住了她们的头发，迷蒙了她们的眼睛，为了加快收割速度，她们只能用衣袖顺势一揩。银镰闪亮，汗水挥洒，一捆捆稻把如同啤酒桶一样静静地卧在稻田里，等待着我们的父亲们挑到打谷场上去。两段绳子，一根扁担，就是他们的劳动工具。父亲们挑着沉甸甸的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田里走到田埂上，再从田埂上走到小路上，最后沿着小路迈着或稳健或微踉的脚步走向打谷场，从来不见掉队的。领头的当然是生产队长，他打着号子：“嗨哟！嗨哟！”后面的人跟着附和。二十来个汉子晃着扁担，扁担咯吱咯吱地响，好像在应和着父亲们的号子声。儿时的我真担心有一根扁担会咔嚓一声断裂开来，然而我担心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白天的劳作结束了，这一块稻田里早熟的稻子被母亲们用镰刀一刀一刀割下来了，也被父亲们用磨出茧子的肩膀一捆一捆地挑到打谷场上，码成了几个稻垛子。夕阳西下，稻垛子披上了一层瑰丽的金纱。

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吃完晚饭，稍作休息，晚上还有一场硬仗——打谷在等待着他们。又是一阵急促的哨音，大人们扛着扫把、草叉、拖耙、草杠奔赴打谷场。王大伯提前来到了打谷场，他戴着那顶边沿有点破旧的草帽，用牙齿咬着那根琥珀色的烟嘴儿，但是套在烟嘴上的烟卷并没有点燃，也许他只有咬着烟嘴儿才能找到干活的感觉吧！只见他在熟练地调试着柴油机与老虎机（也就是脱粒机）的距离，确定位置后，给柴油机与老虎机的轮子套上三角带，就用奶头锤狠命地捶打木桩以固定位置。此时，队长已经分好了工，大人们各自准备好战斗武器，雕塑一般地立在那里看着王大伯摇机。只见王大伯弯着腰，左手搭在柴油机烟囱旁的一个手柄上，右手握着摇把对准柴油机的螺旋槽口，身子一上一下地转动摇把，他的那顶旧草帽的边沿也在一掀一掀的。  王大伯摇动柴油机，柴油机带动着老虎机的滚筒在飞速地转动着，越转越快，发出令童年时代的我感到心惊肉跳的呼隆隆的声响。柴油机终于启动起来的一刹那，王大伯娴熟地将摇把从柴油机的螺旋槽口脱离，隔着柴油机启动时冒出的黑烟，我依稀看到了他那张表情坚毅的脸。没有人指挥，我们的父亲母亲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打谷战中配合得天衣无缝。拖稻把的连跑带溜地把稻把拖运到搁板上；解草葽子的把葽子头一抽稻把就散开来了，偶尔遇到解不开的结干脆用牙齿撕咬；喂老虎机的王大伯娴熟而又果断地将稻秆塞进老虎机的虎口里，只是偶尔塞得快了点，柴油机发出沉闷而又短促的响声，烟囱里冒着黑烟，似乎就要“死”去了，于是王大伯暂停操作，柴油机又起死回生；铲谷子的挥舞着铲锹从老虎机的谷仓里铲出混合着草屑的谷子；抖草的把从老虎机的嘴巴里喷出的草用草叉抖出稻谷后叉走；运草的用两根草杠对准草堆的底部对插，然后整体抬走……小时候的我们先是看着大人们忙碌，然后被大人们强行支走，于是我们就利用新堆起的草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躲在草垛里的时候，我闻到了秸秆淡淡的清香，现在回想起来再好的洗发水的香味也比不过稻秸秆的清香。玩着玩着我们累了，一个个像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士兵似的背靠着草垛睡着了。当我们被父母们叫醒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中天。月光如水，月色朦胧，打谷场上一片寂静，犹如一场战斗后的寂静。我们背靠着草垛揉着惺忪的睡眼，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上被谁盖上一件大人的衣服。我的母亲端着一只碗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真的饿了，拿起筷子胡乱地扒了起来。米饭拌着咸菜蛋花汤，连汤带饭一起扒进嘴里，米饭的香与咸菜蛋花汤的鲜融合在一起，刺激着我的味蕾，我美美地享用着这顿月光下的夜餐，也将母亲对我的爱融入了身体里。我知道这是母亲将生产队分派给她的夜餐匀了一半给我吃。

不远处，有个人蹲在打谷场的边上吸烟，烟头上的火星一亮一亮的，我知道王大伯这回真的在抽烟了。这烟头上的火星一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