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村，几十年前是我的远方。我家在煤矿旁边的农村，工人村是职工家庭聚居地，在集镇上。我们住自己盖的房子，他们住集体的宿舍。彼时还没有房产的概念，住房归单位所有。邻居带我去她同学家玩，今天影影绰绰回忆起来，那女孩所住，也就三四个平方，是筒子楼最边户走廊多出来的一块，铺个床，人坐在床上，脚就伸到门边了。她爸在筒子楼两米外搭建了一个同样面积的小木屋。她妈在老家种地。小到转身都困难的蜗居，在我的眼里，却自有一种幅员辽阔的农村难以企及的高级感。

日常所用，是要到工人村所在集镇上采办购置的。各类摊主的发型、服饰新款，是彼时的时尚风向标。工人村，每个煤矿都有，菜场、学校、医院、派出所、电影院——自成一体，麻雀的五脏，一样不缺。

工人村，现在真的成了我的远方，五百公里距离。

上班的学校在西头，宿舍在东头，我也终于住进了有高级感的筒子楼里。上班走一趟，贯穿了工人村民生的衣食住行。我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那时候买的，枣红色，凤凰牌女车。因为骑不稳，停在宿舍的时候居多。我不是富有者，除了自行车，还买了一块手表。

铁运处对面，是东菜市。菜市顶头一家，所卖盐水鸭，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盐水鸭。摊主好像是太和人，脸黑黑的、圆圆的，矿区很多来自太和县的工人家属在出摊做生意。太和，就是刘禹锡写《陋室铭》的地方。《陋室铭》，读起来花好月圆的样子，内里，透着生活的粗粝。

我不忙不懒的时候，会买菜做饭。我忙或懒或又忙又懒的时候，就随便对付。可是，随便对付的时候，好像选择性更大。

盒饭，方便快捷，并且，看起来很干净。摊主是一对夫妻。女的白净高瘦，带着金耳坠和戒指，围着纺织厂的白围裙，或是下岗女工或是为生活更好，反正应该是要勤劳致富的那一类人。她负责收钱和打包，动作麻利。那时没有手机支付，各种面值的一沓票子，从白围裙的兜里拿出来放进去，丝毫不乱。男的矮胖，有厨子气质，恐怕这玻璃三围的小车上的菜，就是出自他手。豆芽粉丝、土豆丝、鱼香肉丝、红烧肉……填饱肚子之外，略有享受之感。他们也准备了一张小桌子，几张小板凳，可以在摊边坐着吃。我不好意思在学生来来往往的街道上吃饭，就拎回宿舍去。

学校门口的小吃摊，我现在依然怀念的是烤馍片、土豆片。烤馍片我在别处还没见过。大馍，必须得是隔顿的，切成片，抹点油、撒点盐，竹签串起来，木炭火红彤彤的，烤到两面都焦黄，趁热吃，挺香。土豆片，切得薄薄的，开水里一焯，捞出来拌上摊主自制的酱。这两样摊子，食客多是学生。我想吃，得在学生下课前去。

小吃摊聚集的地方，是百万商城门口，这是工人村一条东西街的中间地带，说是商业中心也不为过。百万商城里，卖袜子内衣、针头线脑，家居百货，基本一站购全。门口的摊子，主要是吃，从早上摆到夜市。

早饭，包子、烧饼、油条、菜盒、糖糕、辣汤、烫面、稀饭、豆浆、牛肉汤，你能想到的皖北饮食，都能找到。包子、辣汤；菜盒、稀饭；油条、豆浆……怎么组合，你自己作主。或者，早上吃了包子、辣汤；中午，就来一份牛肉汤，刚出炉的烧饼来一个，饱饱的一顿；晚上呢，炒面吧，再喊上一份凉拼（凉拌菜组合，常见有黄瓜、花生米、粉皮）。炒面摊中，最出名的是那个假男孩炒面。她短发，着装、言行举止，都是帅哥模样，夜市上颠勺，不输男人。歇下来的时候，也会吸根烟解乏。她的炒面，相当于工人村炒面中的爱马仕。不仅分量足，肉丝都新鲜，绿豆芽和青菜也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模样。一筷子挑起来，一大口咬下去，牙齿切断面条，与麻辣鲜香的空气相抵，再探索到青菜绿豆芽的植物纤维，最后，“咔嚓”一声，将刚柔相济的全部切断。要咬紧牙关，要果断，才能充分体会质感的差异，牙齿口腔的获得感，比味蕾更多。

在江南，偶尔吃炒面，从没吃出假男孩炒面的风味来，它和整条工人村，我想起一个，就会想起另一个，同时想起的，还有我一去不回头的年轻时代。

这二十多年，我曾经回去过一次，去请当时认识的一位大姐来帮我带孩子。盒饭的位置，成了苏果超市。百万商城的门口，路面干净得连一片碎纸屑也看不到了。大姐带了一年孩子，她一家全过来了，她女儿婚宴上，我总觉得同桌人面熟，他们先认出了我，说当年我常吃他家的牛肉汤烧饼。我没来得及问他们是否依然操持着牛肉汤的营生，别的摊位是否都好，也不好意思在人家结婚的喜庆场合，八卦看起来寒微却始终红火在我心里的地摊生意。

最近，地摊又火了。我难免想起那些摊子。

地摊的寒微与红火，都是旁观者赋予它的意义。其实，摊主也许并无那么多心思，柴米油盐，哪一样不是实打实的，来不及细思量，就推着摊车风里来雨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