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的仲夏，我母亲出生于宝应县王营集镇北两里外的一个农民家庭。全国解放的前一年，我的外公、外婆因饥饿、疾病相继离世，抛下了刚满4岁的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为了养活这一对孤儿，我的叔外公只得把姐妹俩分别送到附近的村子，给人家作童养媳。

那年冬天，母亲被送到离家东南20来里路的周巷一户农家。叔外公和他妹妹——我的姑外婆把我母亲送到母亲的新家时，那户人家的主妇给我母亲一双崭新的布鞋作为见面礼。第二天早上，母亲起床时，那双新布鞋不见了，她只得重新穿上从家里穿着来的露出脚趾头且不合脚的布鞋。那户人家显然也不富裕，而且眼瞅着领回来一个光吃饭、不能做事的女伢子，对母亲的脸色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有时受了责骂，一连几天，母亲都不敢回她的新家吃饭、睡觉，若遇到好心的邻居，方能勉强混个半饱。就这样熬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熬过了本该无忧无虑、膝下承欢的幼儿时光。那时的母亲不懂也不可能抗争，只能与孤独、恐惧、饥饿、寒冷、思念为伴。谁让自己是个无家的孩子呢？

直到有一天，我的姑外婆到那户人家探望我母亲，看到面黄肌瘦、形似乞儿的侄女，姑外婆毅然决定把我母亲带回自己的家（营南乡最西边的一个村）扶养，这儿便成了母亲的第三个家。务农为生的姑外婆自己也养有三个儿女，已到读书年龄的母亲自然跟大多同龄女孩一样，不能走进校门。但衣食问题基本能得到解决——虽然离温饱还有些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也多少能帮姑外婆家做些农活和家务。虽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野菜、啃树皮的日子，所幸母亲没有重蹈我外公、外婆的覆辙，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到十九岁，经人介绍，母亲嫁给了只有小学文化、务农为生、在家行七的我的父亲。虽然只是两间土坯墙、茅草顶的农舍，母亲还是欣然地住进了她的第四个家。

六年后，母亲陆续养下我姐、我、我妹三人。打记事起，我或者是和妹妹坐在母亲肩上的粪兜子去看着母亲为生产队的这个大集体劳作，或者是在她干农活的田边的大匾里孤芳自赏。那时，如我父亲的壮年汉子，一年要上两次县上或者公社组织的“大小型”，春夏季要到扬州湾头等地去拾粪，秋冬季得去高邮湖剐芦柴、蒿草。

母亲白天上工，照顾我们姐弟仨的穿衣吃饭，晚上还要在拳头大的墨水瓶制成的油灯下纳鞋底。一家五口人春秋天穿的松紧鞋，冬季要穿的棉鞋，以及春秋两季的小褂子，冬天的棉袄、棉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那针脚、做工在生产队首屈一指，虽无绚烂的色彩，然而穿在身上合体、暖和。母亲不会打毛衣，因没有买绒线的票，即使有票，家里也难拿得出一两张“大团结”。

记得栽秧季节，生产队一帮十来个妇女，唱着秧歌插秧，母亲总是最先退到田埂边的，而且行距、苗距均匀。那一行行的秧苗，是母亲青春的诗行。这时的母亲和父亲一道，为了一家五口的衣食而冬耕、春种、夏收、秋藏，为了一天能挣一个鸡蛋的工分，向一年到头忙不完的生产队的农活挑战，与那帮年纪相仿的大嫂、弟妹争先。

转眼到了我们姐弟仨陆续读书的年龄，学费自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而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们仨读到读不下去为止。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带着人生的第一张红彤彤的奖状回家时，母亲开心的笑容，仿佛夏花灿烂。后来我家堂屋主席像两侧的黄泥墙便成了我学生时代的荣誉展览区。

1985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通过了当年的高考，跳出了“农门”，完成了全家人的夙愿。那个秋天，母亲如释重负，已有些许皱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随着我们姐弟仨陆续成家，父母又回到了二人世界。我一直遗憾没有个兄弟，能陪在父母左右，帮他们干些粗重些的农活。毕竟，随着我们姐弟仨的相继离家，父母也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可他们仍然被束缚在老家的一亩三分地上，直到两年前的植树节那天，父亲旧病复发而匆匆离世，离开了和我母亲风雨同舟55年的家。

在我的强迫下，母亲进城跟我们住一块，这儿成了母亲古稀之年后第五个家。可多年的劳动、生活习惯，要母亲很快适应还真是不易。手机，她只能接听；电视，只能按个开关键，调频、调音需要手把手地教。母亲一辈子勤劳而节俭，不舍得浪费一滴水、一粒米、一滴油、一度电。看到我们有时铺张浪费的做派，她就会忆往昔，说童年，念作孽。现在，她无需再与饥饿、寒冷作斗争，无需再与农活作斗争，可是要适应跟我们共处一室的生活，还得不断地与自己一以贯之的饮食起居的习惯，与不断增长的年岁，与高血压，与眼、耳、手脚等机能的不断退化作斗争。

老妈，你一定要加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