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不仅缺粮，还缺柴。虽然有地里收割的秸秆，但光指望它们，还是远远不够的。

稻草是舍不得烧的，要派上更大的用场。牛过冬的饲料全指望它呢。猪饲料短缺时，父亲也会挑一担稻草去机米坊，碎成草糠，掺在米糠里喂猪。父母还要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地用它们编织成草帘，或绞成草绳，卖些钱，补贴家用。草绳卖给大表哥工作的林场，移栽花木时，用它缠绕苗木的茎干或树根。草帘卖给公社的砖瓦厂，用来遮盖砖坯。现在还记得，如豆的油灯下，母亲和姐姐编织草帘的场景；耳旁还回响着，父亲用力地踩踏绞绳机，哐当哐当的响声。

麦秆是烧柴的主要来源。除了用来烧火，想不出这些又脆又硬、会让人浑身痒痒的家伙，还有什么用途。晒得干绷绷的麦秆，好像涂了一层油，金黄发亮，染火就着，是煮饭的好燃料。那时父母上工挣工分，我和奶奶就留在家里。煮饭时，奶奶在锅上忙着洗菜切菜，我就帮着烧火。奶奶不放心，担心我把火烧得太大，把饭菜烧糊了，还浪费了柴禾，便教我，先将麦秆绕成草把，再放进灶膛里，着火后，要用烧火棍压住草把，不然火太大，火苗从灶膛里窜出来，就浪费了。有时大意，忘了叮嘱，草把没压住，火舌哧哧外冒。奶奶望见后，便着急得不得了，赶紧忙完手中的活，过来替我。

为了补贴家里烧材的不足，父亲像一个猎人，整天在村子里转悠，隔三差五，会扛回来一棵枯树，或拎回来一个树根，劈好，码放在屋檐下。母亲也会用上工间隙，去荒地路旁，田边地头，割回来一些芦柴茅草，晒干后捆扎起来，堆在一旁备用。奶奶每天都将门前屋后的落叶扫回家，说做饭时能添把火。麦收时，我和弟弟拾完了麦穗，还被派去拔麦桩，就是将地里的麦根拔出来，抖掉泥土，堆放在一起。父亲收工时，用箩筐挑回家，晒干烧火。奶奶说，麦根特别熬火耐烧。我和弟弟就拔得更起劲了。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年冬天，父母会与村里人一道，结伴去江边的芦苇滩划柴。芦苇收割后，江滩上会遗落很多芦叶和少量的芦柴。划柴就是像捡拾田间麦穗一样，捡拾这些散落的柴禾。江滩是人家生产队的，有时让划，有时不让划，全凭运气。不让划时，只好空手而归。但父母不管这些，还是想去碰碰运气。记得天不亮，他们就出发了，带着板车、耙子、镰刀、草绳，还有一些干粮和水。地上满是厚重的白霜，板车驶过，留下清晰的辙痕。我和弟弟呆在家里，不时跑出村口张望。奶奶一整天都在祷告，祈求老天爷保佑。一直等到很晚很晚，地上又结出了厚厚的白霜，父母们的车队，才从村东边的木桥上，浩浩荡荡地驶进村来。车上的柴禾堆得高高的，父母看起来很疲惫，但脸上满是笑容。全村都是欢声笑语，我们全家人也欢笑着。父亲忙着卸车，母亲从布袋里摸出一块烧饼，分给我和弟弟。烧饼金黄金黄的，上面还撒有芝麻，香喷喷的。我们欢天喜地地吃着跳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童年最美最香甜的食品，胜过今日无数，也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

时光流逝，母亲已经过世多年，年迈的父亲也在前年丢下我们，寻母亲去了。童年的老屋拆迁了，东厢房的老灶台也荡然无存了。弟弟一家搬进了离老屋不远处的小区新楼，宽敞明亮的厨房，洁净的不锈钢灶台，品牌抽油烟机，管道天然气，智能电饭煲，微波炉，电磁炉，一应俱全。弟弟说，“再也不用柴禾烧锅煮饭了，不过如今让人头疼的是，那些秸秆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别说卖钱了，白送、贴钱也没人要。堆在地里，占着地方。一把火烧掉，又会污染空气，公家不准，说是犯法。”昔日视为宝物的稻草和麦秆，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真是世事难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