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在距兴化城西北约十五里处的赵沟村。

这是现在的名字，但还保留着我小时候所知道的名字的要素。我小的时候，外婆家所在叫赵家沟头，顾名思义，所住者大多姓赵，而且村落边有一条小得不能再小、被称之为沟的河。

我有五位舅舅，三位姨娘，离“三姨娘六舅妈”不远了。

外公在最小的舅舅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外婆拖着几个小孩，经历大大小小海潮式的运动，多么艰难，非亲历不能说清。舅舅们遭遇怎样的困厄，我或耳闻或目见，也只能记其万一。

大舅与我妈是“一山两水”（同父异母）的关系。大外婆生下一男一女后，不幸染病身亡。外公续弦，二外婆又生了三女四男，妈妈是二外婆的长女。

外公很早过世，外婆靠着积攒的老本过日子。

我记事的时候，外婆全家除了大舅一家在赵家沟头，其他人都于自然灾害的时候如鸟兽般悽悽惶惶地离开了故土。

我妈每年总要回娘家一两次，看望大舅。大舅与妈妈的感情还是挺深的，正所谓：一山两水真兄弟，两山一水路旁人。

等到妈带我到赵家沟头的时候，大舅妈已经去世，留下三个男孩，两个结婚。老三与大舅住在一间傍河的厦子里，厦子只能容一床一锅，好像没有饭桌，只用土块垒了一个很小的方台子，权作饭桌之用。

大舅中等个子，腰是哈着的，光头，夏天只穿裤衩，裤带是稻草绞成的绳，皮肤很黑，黑得冒油。五十岁光景，脸上已经沟沟坎坎。

我不知道他在生产队做些什么，总感到他很忙，光脚上一直沾着泥土。

我每次去了，大舅都忙不迭地煮两只鸭蛋给我。现在，人们都不太喜欢煮鸭蛋，认为腥味太浓，在那时还确实是美食。我想大舅是不舍得吃的，一定会拿到商店里换点火柴、酱油、石碱之类的日用品。

我常听妈妈念叨：老巴子（大舅最小的儿子）到哪找老婆呢？

三老表最终还是找到了老婆，而且生了一个儿子。

不知哪一年，大舅悄无声息地走了。妈妈辛酸地告诉我，因为没钱招待，没有通知亲友，三个儿子草草掩埋了大舅。

妈妈一直惦记着大舅。妈妈说，他们家当时田很多，外公舍不得叫长工，都是大舅带着妈妈下地干活，大舅不忍心让妈妈做重活，都是自己干。

所幸的是，大舅有五个孙子，个个都有出息。

我从未见过二舅，连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二舅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那年秋天，外出逃荒，再也没有回来。外婆猜测“路倒了”，因为饥饿，不知倒在哪条路上死了。那时，这种事并不稀奇，一天里一个村死几十人上百人，也是有的。

二舅的零碎信息都是听妈妈与外婆、姨娘她们聊天得来的。

二舅妈带着一个男孩，等了一两年，在赵家沟头实在过不下去了，去了上海，改嫁了也是赵家沟头逃荒到上海倒马桶的单身汉。

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婆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说二舅的儿子在黄浦江滨某港务处工作，而且做了一个小头头。外婆就叫妈妈到上海找。我猜想，外婆是有私心的，毕竟二舅的儿子才是她嫡亲的长头孙子。

妈妈说，黄浦江滨的单位那么多，到哪找啊。

外婆显得很不高兴，说，有多少啊，找个有名有姓的大活人，还怕找不到？

妈妈被外婆缠得没法，有一年夏天与三舅去了上海，还真找到了二舅的儿子。

妈妈非常激动地说，真的像你二舅，活脱脱一个模子脱下来的。

人家听了妈妈的介绍以后，很客气地说：我不知道赵家沟头在哪里，你们所说的人和事，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我和我爸妈日子过得很平静，下次就不要再找我谈这些事了。

很显然，人家是不欢迎的，也是不承认的。

外婆听了妈妈的叙述，倒还豁达，愤愤地说，不承认有什么用，他身上淌的就是我儿子的血。

二舅到底去了哪里，至今是个谜。

我第一次见到三舅，正是文革爆发的时候，三舅摇着一条木船，刚从江南被驱逐回来。三舅是到我们家避难的。外婆家被定为富农，三舅又是长期在江南换糖，逃避农业生产，若那时回到赵家沟头指不定被批斗成什么样子。我们家根正苗红，能挡一阵子。

三舅瘦高瘦高，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一副书生模样。腰有点弯，那是长期挑糖担形成的习惯性弯曲。

说三舅有点像书生还真说对了。三舅是外公九个子女中唯一识点字的。

我奶奶曾叽咕过，你外公外婆是什么人啊，家里那么多田，不让小伙上学，还送到我们家上学。

三舅在我们家读了三年私塾。

三舅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一家三口住在船上，船拴在我家后面的河边，风里雨里，飘飘荡荡，一副孤独无依的样子。

三舅背靠着我家，虽说安全，也曾有红卫兵上门盘问过，都被父亲搪塞了，但换糖肯定是不行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上的一根毛啊，一家三口大多蜷曲在船上。

三舅整天没事，我也基本停学在家。我早上一睁眼就到三舅的船上玩，让他给我讲故事。三舅是个幽默的人，而且肚子里故事很多。白娘子是条蛇，田螺姑娘现身，水浒一百零八将，讲得让人害怕，又让人入神。

三舅的烟瘾很大，一根火柴用一天。

只半年后，我们大队的造反派头头找父亲谈话，说，不是我们不相信你，现在阶级敌人很多也很狡猾，你能担保他不是坏人，他不搞反革命活动？如果再不走，我们就只好把他们送到公社去了。

父亲怕了，三舅也怕了。某一天晚上，三舅悄悄摇船离开了。

那是一个怀疑一切的年代，除了家乡，哪儿也不会容纳一个身份不明的外乡人。三舅一家只能硬着头皮回家。

还好，外公生性吝啬，尚能善待邻里，三舅少小离家，没有乡怨，回家只陪斗过一两次，无偿为生产队看过一段时间麦场。

三舅是做生意的，懂得低头，懂得笑脸对人，从不论人是非，袋里的香烟见到人就撒。家乡人没有太多地为难他。但是，必须撂下糖担，参加劳动。

三舅的腰越来越弯了，说话也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

我曾听三舅自语：我们又不曾享受过富农的福，凭什么被人欺，被人管，整天像一只狗，遇到谁，都得摇头摆尾。

三舅说的是大实话，外婆家是富农，解放前田是不少，但外公是个老抠，只知道用钱换田，却不知道让家人享受，更不懂得让子女读书，就连外婆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再补。我妈很小就承担繁重的劳动，甚至做男人们干的活，罱泥、挑把，样样干过。妈妈不止一次说外公很节俭，一只小小的豆腐干，能对付一顿酒，一枚咸鸭蛋分两顿吃。正应了一句俗话：财是啬出来的。外公哪里知道，靠自己勤劳和节约积聚的财富，却成了后人的罪过。

三舅回乡务农，没几年就患上纵膈肿瘤去世了。医生说，这种病与长期心情抑郁有关。

四舅夫妇于自然灾害发生的第二年，携外婆和五舅逃到了大丰的沈灶，那个地广人稀、靠近大海的地方。村里人都称那地方为“海里”。

四舅幼时出过天花，落下后遗症，脸上有大大小小的几十个麻点。邻居小孩因喊四舅是“麻球”而被我痛打一顿。

四舅夫妇经过在大丰二十多年打拼，家庭经济条件已经不错了。四舅说，那里闲地太多了，只要你舍得花力气，不愁吃喝。

四舅大字不识一个，但识时，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服侍得滑滑贴贴。他那张嘴特别活泛，遇到谁，都不会大名小号，叔叔婶婶哥哥兄弟喊得热热吵吵，用他的话说“喊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如果不是四舅的人缘好，四舅及外婆、五舅的日子不会这么安稳。

四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常常来往于大丰与我家之间，特别是秋收时节，不是走亲访友，是公干。

我的家乡高邮，属里下河地区，典型的鱼米之乡，水稻面积大，可以拉石磙打场（用石磙碾稻）的耕牛少，而大丰是旱地，大多种玉米棉花黄豆花生，耕牛多，秋季基本闲着。因此，我们大队请四舅帮忙，从大丰租耕牛打场。一季下来，他们换些大米回去。现在想想，他们的胆子真大，改革开放前，就偷偷地搞租赁了。

四舅信奉叶落归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又携外婆、五舅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故里。建了房，分得了田，开始了新的生活。

几亩薄地，哪管得了吃喝用度呢。四舅尝试着做生意。划着一条小船挨村挨户地卖过猪饲料，贩卖过鱼蟹到上海，也曾把上海的旧货转卖到苏北，但都是小本买卖，进项有限。好在，四舅不抽烟不喝酒，日子还过得去。

四舅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个亲生的孩子。听家人说，四舅妈生过一个孩子，后来不知是走丢了还是溺亡了。直到三十多岁，四舅才抱养了一个女儿。四舅夫妇视其为己出，用心抚养精心呵护，供其上学，在本村择婿完婚。

表妹没有辜负四舅，有好吃的不忘父母，逢年过节都记得给父母买些衣物，两位老人伤风头疼都是表妹跑前跑后。四舅夫妇逢人便夸女儿女婿孝敬。特别是四舅走后，表妹直接将四舅妈接到家中奉养。四舅妈前年中风，起居不能自理，表妹不惜辞去在苏南企业上班的岗位，回家专门侍候母亲。表妹说，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妈妈没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四舅妈今年八十四岁，是妈妈娘家那一辈中唯一活着的，头脑时而糊涂，时而清楚，但表妹打理得很清爽。四舅在天有知，应该无憾。

我对四舅还有特别的记忆，我1980年代考入师范时，四舅给了我十元钱。我一下买了五本书，其中一本是《古汉语常用字典》，四十年过去，我一直用着。

妈妈都喊五舅“六子”，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喊六舅。按排行应该是五舅啊，不知所以，我还是依排行，称之为五舅。

五舅是外婆最小的儿子，整整比我妈小了十八岁。五舅得到的宠爱最多，经受的磨难也最多。

五舅不及弱冠，就随着外婆和四舅到大丰去了，小小年纪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劳作。四舅曾反复叮嘱五舅：我们是外乡人，多做活，少说话，说好话，不说不中听的话。

五舅劳动积极，为人憨厚，得到了当地人的好评。

到大丰的第三年，大队动员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四舅认为是个好机会，鼓励五舅报名，可外婆不同意，当兵与打仗是连在一起的，外婆怎舍得呢。四舅与五舅合计，瞒着外婆报名、体检。五舅高高大大，眉清目秀，体检一路绿灯。大队干部通知五舅做好准备，等候上级命令。

外婆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责怪四舅不该瞒着自己带弟弟报名，万一到部队打仗，回不来怎么办？说着说着，竟然嚎啕大哭，说外公死得早，子女们不听话。任四舅怎么劝说也没用。

就在五舅被通知到县人武部报到换衣服的前一天晚上，外婆居然跑到大队书记家，称自己家是富农出身。

这不亚于一枚重量级炸弹，立即在全大队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大队书记哪敢怠慢啊，连夜报告县里，县里没有任何迟疑，迅速取消了五舅参军的资格。

外婆、四舅、五舅都是本分人，勤勤恳恳，与人为善，谁也没想到他们家成分不好。这下，自我暴露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冷漠了。如果不是几个好心人从中斡旋，外婆一家就被遣返至老家了。

外婆一家在别人极端鄙视下劳作着生活着。内心所受到的煎熬，局外人无法想象，但那时到哪儿不一样呢，至少在大丰不会饿肚子。他们挣扎着，坚持着。

可是，到了文革，境况更为不堪。外婆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被作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每天戴着高帽子跪街头，扫大街。

现在想想是多么地可笑，一个仅仅曾经拥有过田产的老太太，何况后来都分给别人了，怎么就是阶级敌人呢？外婆家不用长工，不对外租地，所得田产都是汗水换来的，都是牙缝里挤出来的。

久处黑暗，往往麻木于黑暗，不觉得黑暗的恐怖。外婆常常对舅舅们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日子就这么不由自主地过去了。

最让外婆烦心的是，五舅老大不小了，还没有成家。媒婆倒是帮助介绍了几个，对方一听成分不好，像避瘟神一样地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谈对象，家庭成分是第一要素。

五舅做好了打光棍的准备。人家不愿意，总不能抢吧。

有一年秋季五舅随大队的牛队到我们大队打场，住在我家。某一天，同生产队的一个老姑娘到我家玩，妈妈灵机一动，说说看，兴许能成。

对方倒没有嫌弃外婆家成分不好，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春节后完婚，经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按说，外婆心安了，最小的儿子结婚成家。顺顺当当地过下去，日子虽不很好，也还说得过去。

日子很诡异啊，从来不会按照设定的程序向前。

五舅妈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是杀猪的，经济条件不错，娇生惯养，坏毛病挺多。不会做家务，不会收拾，更不经做，上不了几天工，就要休息，生产队干部非常有意见。

外婆念在小表弟份上，常在五舅面前嘀咕，五舅一说，五舅妈就哭得不行。五舅是老鼠钻在风箱里——两头受气。五舅愤愤地发牢骚，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结婚呢。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过了十年，十年间五舅妈多次不告而走，走了找回，找回又走，家庭始终不得安宁。最终，在五舅随四舅回老家安家的第二年，五舅妈还是丢下未成年的表弟，跟一个老光棍跑了。

外婆以七十高龄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外婆就这么一个嫡孙，惯得不成样子，要上天立马拿梯子。小表弟常常闯祸，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五舅整天操劳于田间，顾不上教育，外婆嘴上狠，心里疼，只得一次次地为表弟“擦屁股”，好在，也没有闯下大祸。

从大丰回老家没几年，外婆“瓜熟蒂落”，去了另一个世界。

五舅三间人字头小房子，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显得灰暗和空旷。拖着表弟，侍候着四五亩责任田，终究入不敷出。

看着表弟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要娶媳妇，要建房。五舅烦得常常跑到我家来问计于我妈。我妈也垂垂老矣，能帮什么忙呢。陪着唉声叹气，五舅怏怏而回。

后来听人说，上海到处搞建设，到上海郊县拾荒，弯下腰就能捡到钱。对于没钱的人，想挣钱的人，这是多么大的诱惑！

五舅带着二十出头的表弟，去了上海，寄居在亲戚家。他每天早出晚归，出没工地，串走街巷，拾废收旧，虽不是遍地黄金，但比在家种地好得多。

表弟在一家摩托车行打工。

父子俩早早晚晚地忙碌，虽苦涩，收入远胜种地。他们憧憬着，干个几年，回家翻新将倾的屋舍。

可是，到上海拾荒的第三年初春，五舅陷入一起电缆盗窃案——他不明就里，收购了窃者的电缆。五舅感到委屈，自己只是收购了废品，怎么就成了盗窃者的帮凶？其结果，罚款入监，计有年余。

重获自由的五舅，经人介绍，给一家煤企看管货场。货场在黄浦江边上的一个荒地上，远离人烟，条件简陋。五舅说，只要有吃有住，发点工资就行了。表弟也到了这家煤企开翻斗车。五舅利用煤场边的空地，种植蔬菜，自给自足。

那年五舅六十岁上下，额头上的皱纹纵横，高壮的腰背明显弯曲，十个指头粗大得如同鼓槌，长期抽烟而致牙齿黑黄黑黄。

五舅在上海干了十多年，回老家建了房，帮儿子娶了媳妇。

五舅的使命似乎完成了。在农村，农人们最伟大的梦想不就是砌房造屋、延续香火吗？

可是，于五舅没完。后来添了孙子，一家人的生计又成问题，五舅不得不继续呆在上海，承受着虽不沉重但很孤寂的生活。

五舅于七十出头真的退回了老家，不是因为没有岗位，也不是因为生活条件过于艰苦，而是他难以接续下去。五舅老了，如同一棵被虫蚀的树，已经空了朽了，不再有花，不再有果，连同绿色也已经暗极暗极。

五舅到老家还是没有闲着，要回租给别人种植的承包地，继续春耕秋种。他终于在七十五岁那年夏天倒下了，医生判断胃癌中期，手术，没有化疗。去年冬天复发，今年七月以八十享年归去。

我无以归纳五舅的八十年，他老人家除了家庭成份的特殊外，其经历与中国大多数农民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五位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