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的疫情使我想起汪老的生死观。他常说，活着多好，对生十分依恋，坦然待之。又说：“人大概隐隐中有一种对生命的恐惧。”（《汪曾祺全集》卷4《风景》）这就是汪老的生死观。对生的留恋与对死的惧怕交织在一起，伴随他的一生。

生死不由己，生活自己定。汪老对待生活是一种热爱、自信的态度。《多年父子成兄弟》自不必说，与子女孙女没大没小也是常事，任女儿、孙女在他头上扎辫子，他照样“下蛋”。“六一”儿童节到了，老师布置汪明一个任务，请汪老写个朗诵词，用于篝火晚会。晚会上，几十个孩子一齐吼：“六一又来临，篝火放光明。奔腾的苗火，跳跃的火星，就像少年激动的心……”孩子乐了，汪曾祺的童心在激动少儿的心。顺境中如此，逆境中如何？汪老在《两栖杂述》中说：“在任何逆境中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爱。”一个成天悲悲戚戚的人能热爱生活吗？能长寿吗？

重视生命，言行不一。汪老在《祈难老》中引用古人言：“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他认为，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他亦说过，阎王来招我，我自己去，不要小鬼来拿。他在《西山客话》中借古人面壁、参禅，抒发情怀：“以随心、随意、随缘的态度，倾听生命的真谛，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他又将黑格尔的“美是生命”，变成逆命题“生命是美”。既然如此，汪老理该按《难老》《祈难老》中的要求，人不可能不死，只求慢慢地老，有病遵医嘱，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而汪老对待病、对待死，似乎有点纸上谈兵，行不应心。他在《我的世界》《七十五岁》中分别写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已经73年，我还能走多远？多久？”“活到七十岁就算够本。再活就是白赚，能赚多少岁，不知道。……有几年算几年。”

在实际生活中，汪老也意识到酒对一个病者（当然要看什么病）的危害，1993年，他写给胞弟海珊的一副对联的上联便是“断送一生唯有（酒）”。既然如此，汪老又为什么要说：“如果让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有什么意思。”这是绝顶聪明的作家汪曾祺的科学水平尚在幼儿园阶段，还没开窍。汪老晚年，脸色发黑、目光呆滞的时候，他的生命站到了人生的边缘。偏偏在《烟赋》一文中直白地表达：“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呜呼，逝者已去，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