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南下北上蜿蜒曲折地浇灌着三千多公里的光阴，在河湖相连而孕育出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平原上停顿了一下。站在运河这一处诗情的节点上，你仿佛总能听见岸上人望着眼下小城里青灰的屋脊，脆生生地在暮霭里喊一声：“二丫头哎，家来吃晚饭啰……”

小城高邮安卧大运河岸边，傍水而生、随河而形，也因河而兴，成为里下河平原西部领首的运河城市。诗人邵燕祥走过这里，留下一句美妙的表达：“这是一座落一片树叶便能覆盖的城市。”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中一个叫做南角墩的村庄。大概在我第一次离开这座城池之前，我并没有好好地琢磨过她的前世今生——我觉得她一定像我所在的平原村落一样平庸无奇。那时候我一心想着的就是乘上扬起灰尘的大巴车，决绝地离开那个写满了贫穷事实的村落，至于她所在的城市我想一定也是无需眷恋的。我甚至想隐藏自己的籍贯和过去，扎进城市千人一面的浮华和陌生里，不再想那座城池的一切，特别是那个曾经养育我的村庄。

在大学的教室里，五湖四海的相逢组成了新的村庄。学子们用普通话构建了隐瞒乡音和乡情的崭新现实，这些对于我这个畏缩的孩子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写作课上，老师提及了地方名人的话题，问及我们家乡的时候，我似乎依旧有些顾忌地只说出扬州的名字。这也并没有隐瞒什么，但高邮被我用她所在的扬州所忽略了。老师似乎有些遗憾地说：“扬州是个好地方，文化的江南是出才子的，高邮就出了个汪曾祺……”也是到了那个时候——那是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乡党汪曾祺的名望。我记得大概是汪曾祺去世几年后的日子，我们每个学生都收到过一本叫做《梦故乡》的地方读本，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旧高邮的物事。这些文章日后被称为文学版的“高邮说明书”，但那时候没有引起一个乡下孩子的注意。到了异乡的课堂上，听到外人讲起的时候，才知道老家也有她自己独有的荣光。于是，我几乎是被“倒逼”着细读汪曾祺的作品，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背负乡愁的汪曾祺》。我在这篇文章中甚至记错了先生去世的时间，但关于这座城市在游子梦里的乡愁，是通过一个汪曾祺内心的秘境为路径出现在我精神世界里的。

我从此不得不承认：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用简素和平静的方式给了我一切。

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但人们的联系似乎更加密切与真挚。也正是那篇书写先生乡愁的文章，引起了家乡报刊的一些关注。我在另外一座城市开始不断地给家乡的报纸书写关于家乡的文字。村庄、城市以及运河里流淌的一切，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不断地回乡。人真的只有在他乡才能找到故乡，而此时的家乡在我的纸上和心里越发地真实和可靠——离开原来可以让抵达更加清晰和彻底。

教授训诂学的先生，夹着厚厚而深奥的教材进了讲堂，他轻描淡写地交代一句：学好这门功课，只要把“高邮王氏学”弄懂就可以了。其时人们不知道，坐在课堂中的高邮人如我是多么地自豪。我甚至想环顾四周去看看人们羡慕的表情。我还想到了汪曾祺先生关于家乡的一种特别的心绪——他讲人们提到高邮总是会说：这个地方是出双黄蛋的。汪曾祺总是不服气，他的家乡可不只是出双黄蛋，还有婉约词宗秦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名扬文坛的他自己。双黄蛋可能只是一种风物的媒介，当然它也确实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风土标识。当年还在高邮读书备考的秦观，托人送《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一诗作为“诗意的礼单”并奉上土产给徐州太守苏东坡，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咸鸭蛋和大闸蟹。坡仙颇为倾慕这位“有屈、宋之才”的淮海居士和这座运河小城。他先后六次来高邮雅集唱和，并留下了奠基高邮文脉的雅集胜地文游台，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人的一生冥冥中大概有很多的注定，一次次出发其实都是往回家的方向靠拢。我在读完几年大学之后，又背起了薄薄的行囊回到高邮。回家的行囊中多了两样东西：一是越发浓烈的乡情，二是借以谋生的诗意。故土对我不薄，暗自传给我诗意的本事，还让我靠此在家乡丰衣足食。这座从秦王嬴政在此“置高台，设邮亭”而名之“高邮”的城市，是我生命和诗情的福地。我循着前人的足迹向前摸索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认为平凡朴素的城池，原来有着令人艳羡的今生与前世，她的古韵一直在运河中流淌。

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串联沿线诸多城市的水土和文脉的项链，那么小城高邮就是这条项链上的那枚最闪亮的宝石。高邮湖、明清运河故道以及新开运河形成的“一湖二河三岸”的格局，是运河沿线遗产城市“活化石”一般的独特存在。烟波浩渺的大水养育着古往今来的事实，“南方大雁塔”的镇国寺唐塔就像是一座屹立在运河和历史之中的航标，连接和昭示着南来北往和古往今来的一切：古意、文脉、邮驿以及水文是它最深厚与豪情的注脚。

我用“豪情”这个词表达一座小城，也并非是浅白或过誉，因为我一直看见她在蓬勃地生长。高邮的地理世界中有很多“双黄蛋”一样的有趣存在。如明朝以后小城中就有盂城、界首两座驿站，这在运河沿线绝无仅有。这种“好事成双”的逻辑几乎成为一种暗喻，佑护着小城的生长。于是，她又有了支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南北两个古街区，唐、明两座古塔，新旧两条运河，以至于今天呼啸而过的高铁也厚爱地给这座城市两个停靠的站点，让现代文明更多次地眷顾这片深情的土地。文化打底的城市，又以文明的节奏向上生长，文化和文明孕育着交相辉映的“双黄蛋”。历史名城雄踞江北两千多年的蓬勃生长，实证着秦少游对家乡的深情与自信，他在《送孙诚之尉北海》一诗中写道：“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蜿蜓戏神珠，正昼飞霹雳。草木无异姿，灵气殊郁积。所以生群材，名抱荆山璧。”名城、名人、名文与草木清辉一起生长，有了这座运河小城独特的风韵、安好的当下和生动的未来。

面对一座城池我无法敢说书写过什么，只是平原上小城的生活交代给我很多的事实和秘密。我把这些风景、风物和风情翻译成了文字，就像南角墩世世代代生长出的粮食。有人曾经问过我：要是离开了土地和家乡怎么办？他的意思是明白我离不开这座城池。但我也并不害怕没有到来的离开，因为一个写作者行走的旅程上，一定会把老家永远装在乡愁的行囊里。就像是被某种定义上作为“京派作家”的汪曾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深情吟咏：“我的家乡在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湖边栽的是垂杨柳，树下卧的是黑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