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干农活兼大队干部，姐姐上学，我在一沟乡下没人照看，一年有大半年都是跟爸爸在高邮城上度过。爸爸是公私合营酱醋厂厂长，除了北门坛坡子的酱醋厂，下面还有几处作坊，以及万丰、吉升、利农社这些老酱园店。他工作就是开会，跟旧工商业者搞对私改造。他的宿舍在东大街的吉升酱园里。他每天骑着公家配给他的自行车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才回来，有时候几天见不着他。他是把我托给一位叫“汪老太”的老太太照看的。汪老太也属于私方的员工，小脚子。多少年过去了，汪老太慈祥的面容一直留在我心里。

吉升酱园店的柜台很高很亮，从柜台右一侧的圆门进去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东北角高高的斜坡台子上去，有好多间房屋，工人宿舍、食堂、作坊都在这里。从爸爸宿舍的后窗可以看到大淖河边。正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所描写的：“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河边的浅滩很宽，有好多浇铜勺铲子的，一撮一撮淡黄色的烟雾在空中飘飘悠悠的。汪老太没有带我去过那里。她有时候也在柜台里忙活。她带我玩得最多的地方是街对面的钱升和油面店。钱升和也是老店，顶底板亮堂堂的能照映人脸，进去就是一股很香的糕点味道。里头的鸡蛋糕、董糖、桃酥什么的我都吃过，还有夏天的酸梅汤，都是爸爸丢钱和粮票让她买的。我从没有纠缠过要这个要那个的，不用说我是非常讨她喜欢的。钱升和里面也是几位干净、和气的老奶奶，她们在一起很谈得来。

吉升隔壁是药店。柜上的两个人，汪老太叫他俩陶先生和陈先生。陶先生走路有些跛足，说话的声音叽里巴啾的。陈先生面目清瘦，中山装总是别挺的。两个人对人和善、客气，动作既稳重又利索，看处方、铺纸，眉头略皱一下，然后拿戥子抓药，一味一味地分摊在铺好的纸上，包好后用轱辘上的红白相间的线扎好交给来人。有的药方是不用处方的，报个汤名，比如产妇服的生化汤。来人往往都是匆匆忙忙的，有的甚至上气不接下气的。两位先生都要问来人产妇的状态，岁数多大，根据情况配一剂还是两剂三剂。

在吉升酱园和药店两搭界的外面坐着一位韩皮匠，一天到晚坐在马扎上一锥一针一线地“挖”。他家住在窑巷口。他女儿是挑（卖）青菜萝卜的，嫁给窑巷口挑茨菇荸荠的胡大八子，很般配的，过了三年才抱上儿子。韩皮匠高兴，晚上他只喝二两就醉跄跄的了，在东大街竟成稀罕事儿。东大街有好几家酒坊，这酒坊哪个男人不能喝一两大碗啊？

药店向东是一家理发店，里头有好几张椅子，老板姓蔡。夏天的时候，顶上挂着一排布帘子，串在滑轮上拉风。一扇一扇的，能有好大的风。拉风的叫“二百五”，红鼻子、猪拱嘴，是大淖河边谭家草坊的儿子。他在这里学徒已经有些年头了。人家只要一夸他，他就拉得特别卖力。汪老太常在下午带着我来吹凉风。风“哗啦哗啦”地吹在身上，凉爽又不伤身，有时候我就在汪老太的怀里睡着了。

钱升和连着科甲巷，向南不多远有座木桥，桥下一年到头由西向东“哗哗”地淌水，声音好大。这地方叫螺蛳坝，上游叫月塘，下游叫臭河边，时有一两指宽的小鱼顺流而下。传说是铁拐李在这里洗烂腿把河水洗臭了。河这边住着人家，河那边是菜园。“科甲巷”三个字是汪老太教我的，因为我是个顶顶乖的孩子，她就教我认字。在上一年级之前我已经认识好几百个字了。站在巷头就可以望见东门宝塔和魁楼。传说东门宝塔是公的，西门宝塔是母的。公宝塔经常在夜间去跟母宝塔幽会，作践了好多人家的房屋。后来有一位张邋遢用皮糠搓绳子拉宝塔，再在中间砌一座魁楼把他俩隔开，只能遥遥相望。牛郎织女每年还有一次七月初七鹊桥相会，他俩却不能。中国的神仙很多，不知这位张邋遢是何方神圣？

科甲巷在东大街原来是很有名、有来历的，后来道路拓宽叫傅公桥路，钱升和也剰不到一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汪老回来的时候，理发的老从请他题个店名，他欣然应允，回京后很快寄来了——“科甲巷口理发店”。科甲巷在汪老的心里一定是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