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不仅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更是资深地道的美食家。他多次提到高邮的豆腐、高邮界首的“茶干”、高邮周巷的 “汪豆腐”。他曾专门写过一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的散文《豆腐》。文中，他对这种价廉物美、营养丰富、滑润清香的大众化食品，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读完《豆腐》，顿觉豆腐醇香浓郁，诱人馋涎。

汪老笔下的豆腐写得极富家常情调，而从高邮走出的民营企业家陈寿平的豆腐产业在太原做得风生水起，更有格调。

寿平和我是同龄人，且我们的老家仅一河之隔。俗语说，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寿平的祖上在古庄做豆腐，经营有道，置买了田产，阶级成分划分的时候定为了地主。其实，我们两家做的都是一样的辛苦活计。我的祖上也不容易，在司徒大街上打铁为生。寿平继承祖业，把家乡的豆腐卖到了北方，在太原创建了现代化生产流程的金大豆食品有限公司，也算是豆腐世家了。随着食品深加工，“金大豆”豆腐的品种也在不断改良增加，由原来单一的卤水点豆腐，发展到用石膏点的嫩豆腐、入嘴就化的乳脂豆腐及各式各样的豆制品，年销售额超过亿元。“金大豆”已走出太原，誉满山西，成为尖草坪区的龙头企业。寿平能有今天的成就，和他平素做人是紧密相关的，就如他做的豆腐一般，洁白温润、清爽细腻、方正有型。

据传，豆腐的制作是淮南王刘安在组织方士炼丹实践时无意中发明的。刘安无意间造福了老百姓，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家乡作家汪曾祺先生赞豆腐，家乡企业家陈寿平董事长做豆腐，小小豆腐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实践证明，豆腐是中国的国粹，是饮食文化素食菜肴的主要食品，也是老百姓餐桌上须臾不少的副食，其色白净，其质柔软，老少皆宜，生熟皆可，深受大众喜爱。我的内侄女张北方嗜好豆腐成痴，是“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腐”，平时的零食就是一方豆腐，手掐一小块，放入嘴里，嚼得有滋有味，百吃不厌。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里下河农村。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对豆腐更熟悉，更情有独钟。我对豆腐也是有一份情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生活还很贫困，豆腐虽然经济实惠，也属于“珍馐”。家里来客人了，或者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豆腐。菜园里青黄不接，大街上也有卖豆腐的。“菜不够，豆腐凑。”家里临时来了亲朋，奶奶总会给我两毛钱，让我拿上碗去街上“捧”豆腐。我记得，那时候的豆腐才四分钱一块，虽价格低廉，也是招待客人的一道上等好菜。豆腐的做法五花八门，我独爱家乡的普通做法——汪豆腐。童年时代，饭桌上有一碗汪豆腐，便是奢侈的幸福生活。

“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豆腐更是春节的必备年货。记忆中，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张罗磨豆腐。豆腐的原料是一般黄豆，制作的方法还是原始的传统工艺，纯粹依靠人力来完成，一道道工序是繁琐、繁重的苦力活，既消费时间又消耗力气，既需要耐心细心又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选豆要精，磨豆要稳，煮浆要慢，滤浆要细，点卤要匀。那几日，村里的豆腐店里豆香四溢，雾绕四方。人们自觉地排队等候磨豆腐，挑着的桶里是浸泡一夜后的黄豆。黄豆都是自家种的，施用的是农家肥，颗粒并不大，但依旧饱满充实。磨豆腐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推磨，一人往磨孔里舀黄豆。豆腐店里的“丁”字型工具的推杆“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石磨一圈一圈转个不停，白白的豆浆就从两块石磨中间的缝隙汩汩流淌出来，滴落在大缸里。我年幼好奇，争吵着也要推磨，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推不动沉甸甸的磨盘。“有钱能使鬼推磨”，是说有钱人可以让鬼来代替推磨这项苦力，可以想象这个活计有多苦、有多难。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困苦、性格坚韧，就是在这苦苦煎熬的推磨中品味着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甘甜。

石磨子磨完黄豆，还需用纱布滤浆。豆腐店里的房梁上有一个固定十字架，四个角吊着方形的粗纱布布兜，是专门滤浆用的纱包。豆浆在摇晃的重力作用下，从纱布中沥出，漏到下面大缸内。纱包里剩余的渣子，就是豆腐渣。豆腐渣是舍不得扔掉的，父亲用麻菜和豆腐渣一炒，是早晚吃米粥的可口小菜。

豆腐做好后，切成方块，养在装着清水的铁皮桶里。刚切块的豆腐热乎乎的，柔软光滑、晶莹剔透。我抵不住豆腐清香的诱惑，偷偷地掐上一块，悄悄地塞入嘴里，绵软可口、余味悠长。

一块豆腐，在清浅的时光里，飘溢出一碗人间烟火的馨香，承载了一份美好的回忆、一份温暖的情怀。我似乎又闻到了汪豆腐散发的清新气息，颤悠悠、香喷喷，从千里之外的故乡飘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