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高中毕业不久，参加了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的血吸虫病普查工作。我们在全县各乡村流动，工作上总是和村医务室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走过全县许多医务室，尤其我家乡界首的一个乡村医务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间朝南的简单平房，明亮的窗下放着医务室师生俩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打开的《内科手册》《赤脚医生手册》，墙上贴着人体解剖图。另外一间屋里，白色的药橱里整齐地放着各类常用药，以及一张铺着白床单的诊疗床，还有一间屋里砌着家常用的锅灶，放有一张八仙桌。一切显得井井有条，有一种乡村医务室难有的雅静和整洁。

医务室的主管医生薛先生我是认识的，因为他的家就在小镇上。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身材高挑匀称，五官透着俊气，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下身总喜欢穿一条浅色的裤子，再配上白色的确良衬衫，朝气和儒雅并存。我们普查组一去，他就热情地给我们接风。和他搭档的是他的学生，回乡知青小吴。小吴讲话语速很快，一双大眼睛里总有一些红丝，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常常挑灯夜读。小吴走路也特别轻快，如脚底生风。他在医务室附近的菜园里很快地弄来了韭菜、青菜、大蒜、青椒、豆角等新鲜菜蔬，不一会儿又不知在哪儿弄来了鸡蛋和一小块猪肉。我们普查组的几个人也拣菜的拣菜，洗菜的洗菜，烧下火的烧下火。薛先生亲自掌勺，腾腾热气中，他自如地挥动锅勺，儒雅中透着干练。中午，韭菜炒鸡蛋、蛋皮炝大蒜、炒豆角、青椒炒肉丝等香喷喷的菜肴就摆了一桌子。我们以水代酒，刚举起杯时，一个扎麻花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先生，我妈妈的头晕病又犯了，倒在屋里呢……薛先生听罢，立即放下杯子，带上针灸包，背上医药箱，急匆匆地往女孩家奔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工作之余也常常光顾医务室，听薛先生给小吴讲病例，听他抽查小吴《赤脚医生手册》中的理论知识。师生临窗而坐，一问一答，先生有褒有贬，小吴时而面色得意，时而红着脸低下头在书上做些笔记。那个年代正普及中草药治病，我常见小吴一有空闲就神情专注地背诵汤头口诀，只要薛先生走进屋里，他就会把书本朝前翻过几页。我悄悄地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刚背诵好的记得还不牢，老师如果抽查到是会挨骂的，前面的熟得多。

乡村医务室的医生没有内外科之分，什么胃痛、阑尾炎、眩晕症都得懂，来了脚趾划伤、手背被机器打伤的也得会清创和包扎，必要时，还得护送病人去上级医院。只要来了病人，他们就立即放下书本，快速投入到诊疗之中，薛先生的动作麻利又稳重，小吴也配合得很默契。

那时的农村交通不便利，相对闭塞，日子有时显得寂寞而漫长。“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各类文学刊物是少之又少，想拥有一台自己的小收音机那真是奢望。因此，我们常在无聊时就来到医务室打发时光。薛先生满腹经纶，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至今犹记得他讲鸿门宴，叙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表情严肃又紧张；说到甘罗十二拜相，如何为秦王说赵攻燕、如何与长者吟诗作对时，就神采飞扬、面露喜色。我的中、小学时光有几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知识贫乏，因此听起来很入迷。

我稀罕薛先生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更稀罕他在这僻静之地，对医术、对精神生活的执着追求。我的姨夫是镇医院一位资深医生，他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有医生也有小镇名人，他们谈医学也谈文学，当中还有擅长画画的，也谈八大山人。我在这里常见到薛先生的身影，他总是带着病例和我姨夫讨论，谦虚好学又有自己的主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父亲因病住院，薛先生早已是镇医院的主治医师。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前两年去省人民医院进修，跟着大师们走，把以前学到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都梳理了一遍，通透多了；也见识了许多疑难杂症和解决的方案，并时有论文发表。

前几年，我去市中医院看望一位亲友时，发现国医堂的名医列表上，有薛先生的大名。至于他的学生小吴，大约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就考上了徐州的铁道医学院。那年他刚好毕业，我正巧在小镇上遇到他，他说正在等待分配，做个好大夫是他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