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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千古之问答

2021-02-18 18:26:53    作者:□ 姚正安    来源:今日高邮

公元前497年的春天,孔子因与鲁国执政者政见不合,准确地讲,孔子对鲁国国君与执政者接受齐国的战马与美女而不理朝政的做法,非常不满,也因此隐隐感到自己在鲁国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便带着几位学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父母之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

孔子游历的第一个国家是卫国。为什么是卫国?简言之:卫国与鲁国是邻国,距离较近;卫国与鲁国都是姬姓国家,是兄弟之国;卫国经济文化发展得比较好;更重要的一点是卫国有不少贤士。

孔子坐的是牛车还是马车,走了多长时间,史书上均无记载。其实,这些也不重要。《论语》记载了孔子刚到卫国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所承载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孔子的治国思想,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治国的方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这是一则情节简单、文字极短的故事,用现代语言表述也极简极明。

孔子一到卫国,是弟子冉有驾的车。孔子很惊喜地说:“好稠密的人口啊!”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已经富裕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孔子又答:“教育他们。”

孔子为什么对卫国人口稠密而感到惊喜呢?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多少是衡量一国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准,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讲的不只是车马多少,更重要的是说士兵的多少。“乘”是古代军队的基本单位。每辆战车,需要4匹马、100人。没有士兵的战车,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春秋战国以农耕为主,手工生产,劳动力几乎是唯一的生产力。

冉有,何许人?冉有是孔子的早期弟子,娴于政事,是孔门十哲之一,归政事类。孔子能够重回鲁国,而且成为政府顾问,与冉有的竭力推荐有关。

“庶矣哉”,也许是孔子的即景生情,但是好学而有志于治国理政的冉有用心了,接连两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因势利导,给出了“富之”“教之”的答案。

孔子的思想非常清楚,统治者不仅要使国内人口多起来,而且要想方设法使人民富起来,富起来之后,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实现长久发展。

作为将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伟大教育家孔子,他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门阀森严的东周,是开先河的,而且,他的三千弟子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子弟。孔子是主张和实践教育人民的先驱。

通读《论语》,富民与教民的语句,也有不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说:“好的领导教导人民七年,也能够叫他们(人民)作战了。”

孔子无法阻止诸侯混战,但他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进行长时间地教导(训练),然后让他们参战。孔子把对生命的重视寓于教育之中。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说:“用未经教育的人民去作战,这等于糟蹋生命。”

孔子对统治者“以不教民战”的行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是糟蹋生命。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第八》)

孔子说:“人民知道怎么做就让他们做去,如果不知道,就要让他们知道(懂得)怎么做,再让他们做去。”

“知之”,是指使人民知道(懂得),如何使人民知道(懂得),只有教育、培训。

后来的儒家思想家以及仁人志士,也在不断地阐发和实践富民教民思想。

封建统治几千年没有实现富民目标,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可能做到富民。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才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并且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人民的温饱继而走向富裕。

今天,绝大多数人日子好过了,甚至富裕了,可以说,实现了孔子2500多年前的梦想。但是,比较起“富之”,“教之”仍是问题。

毛泽东革命早期就懂得农民的重要,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他曾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孔子当年所说的“富之”“教之”之“之”,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民,是指除统治者以外的所有人。

我在这里,仅就农民而言。

改革开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逐步吃饱吃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对农民的教育失之空泛,口号很多,实招太少,致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夫妻分居的两性问题、生态问题,封建迷信抬头、赌博之风久刹不止,等等,异常严峻。农民的财富上去了,道德下来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所说的“教之”,教什么呢?在那个时代,至少教“六艺”,亦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才艺,简略地说就是礼节、音乐、骑射、驾驶、书法和算数。“六艺”是当时人立身行事的基本才能。孔子要求统治者应该用这些内容教育人民,使他们掌握谋生的基本技能,提升道德修养。

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农民需要掌握的不只是“六艺”,内容更多,要求更高。只有对农民进行有序有效的教育,农民才能由贫而富,富而有礼,富而守法。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农民进行过怎样的教育呢?不少部门也曾尝试种种方法教育农民,比如“农家书屋”“幸福讲堂”“农民公园”,以及送电影、送技术下乡等等,但效果怎样,谁评估过、总结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教育农民上做出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的措施,否则,非但“谁来种地”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试想,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得不到提高,何来“乡风文明”?

说孔子永不过时,其富民教民思想,就是最好的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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