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到过，我的丈母娘在1942年金秋季节结婚的时候，没有花轿，没有送亲的人员，也没有办喜酒，结婚的用床是老葵花杆子拼凑的。这在农村里有过，界首镇上从未听说过。我很难想象，我的岳丈及丈母娘是以一种什么心情进入洞房。这些事，丈母娘从未对我说过，还是爱人讲的。

丈母娘雍立英出生在一个小业主的家庭，有房无地，家里开个磨坊。小日子本还可以，可是，其哥丢下嫂子及子女，全家人尽管还靠磨坊为生，但是日子越来越难。嫂子连子女都带不过来，哪里会照应正在上小学的小姑子呢。有时嫂子也拿她出气。不得已，辍学。10多岁的少年，便到殷实人家做女红，缝衣、绣花，什么都干，只图一个饱肚子。我的岳丈，也是从小失去双亲，靠外婆抚养成人，上到简师毕业。他俩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大概是同病相怜，才有那种简易的婚嫁。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岳丈到界首六安做教师。战乱期间，工资并不固定，有时还拿不到工资。丈母娘便为附近单位（如卫生所）的职工洗衣服，贴补家用。我的爱人当时才四五岁，也帮助丈母娘送过洗干净的衣服。解放初期，岳丈仍在农村执教，丈母娘携子女回到界首镇，继续她的女红活计，生活依然拮据。有一年春节，亲戚送给她家半个咸猪头，才带来些年味。丈母娘生次女小蓉，尚在月子中，一日，将我爱人召至床前：“我心里剐人，你快到殷大妈家赊半斤京果粉，以后还钱。”丈母娘吃过开水冲的京果粉，说：“心里稍微好过一点。”那时，有谁按乡俗，送草炉烧饼和老母鸡哩！

后来缝纫机合作社成立，丈母娘成为其中一员。这种合作社多劳多得，她靠心巧、勤劳，踩出来一片新天地。为了多出货，她常带夜班。为了分担我们多女的负担，她将我学龄前的二姑娘小鱼带至界首过了一年。我女儿回忆那段生活，写道：“外婆整天忙，顾不上吃什么，有时我随小姨到小学陪读，晚上陪外婆缝纫。夜晚回家，有时风中飘雪。外婆的大手抓住我的小手，我感到不冷。”丈母娘十分重视子女学生，为了调皮的儿子，多次跑七八里路到界首农中找老师商谈，要求对其子严加管教。我成了她的女婿后，她为我做过华达呢驼绒大衣、狗皮背心，考虑到我的资料、信件、文章多，特地缝制了一个可随意开合的长方形袋子，正面还有个小插袋，用心良苦。

丈母娘一生处处与人为善。2002年农历正月十一，她因脑溢血溘然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