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云一片”是我的微信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非独创，而缘于汪曾祺先生。他在《书画自娱》一文的末尾写道：“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这是怎样的定位?是褒是贬?是谦虚还是有些得意?这是怎样的一番情思?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阅读新奇感，留下很深印象，以至用它作了微信网名。其实，我们这些个体的人，也只是“白云一片”呢，飘来飘去的，最后就消逝不见了。我还找人刻了方“白云一片”闲章，不会写不会画的，要章干啥，也像汪先生所说，哄自己玩。

他在《关于〈受戒〉》中回顾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历程，说及家乡庙多、和尚多。其中有个石桥和尚谈吐不凡，书画兼擅，还有个小老婆，“长得像一穗兰花”。让我感到有趣的正是此话——没说长得好看，兰花似的一个人，非牡丹，非桃花，到底啥样——全凭你想象。

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沈先生去世后，他写下令人动容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文章最后一段：“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这个结尾看似平淡，却情味无限，余音绕梁。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难辛。”这话最适合用在汪先生身上。他把语言看得极重：“作家应该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写一封信，一个便条，甚至是一个检查，也要力求语言准确合度。”他将打磨语言比作“揉面”，“面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他的语言正是如此，是筋道的，有弹性的，有嚼头的，值得玩味的。

汪先生的创作谈非常好看，我愿意和他的小说、散文比照着读，感觉那都是在为他自己的作品作注，也是对读者的引领。他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情致”这个词儿不能随便用，如果一个人或一篇文章配得上这两个字，那应是极高的评价。汪先生的文章可以说篇篇都“有情致”。

他说希望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可我感觉这都不是目的，或者说这些都是外在形式，他的最终指向是“有情致”。“家常”想来不难，白开水似的，人人都会，但要有味道、有情致，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人说他的语言“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关键就在这点“味道”，这不是随便“码”出来的。

他说小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二字。林斤澜不同意，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汪先生便作了修正：“苦心经营的随便。”

这些都是他的法宝、秘诀，要读懂的。我想，我读懂了。

因为懂了，所以喜欢。

二

2019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十二卷本的《汪曾祺全集》。学者杨早评价全集的出版是“还人间一条活鱼”：“ 一位作家不想被零切碎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出一套靠谱的全集。连他自己、家属亲友都没法动刀子的全须全尾，才能借此呈现。”“活鱼”说法其实缘自汪先生自己，他在1991年12月写的《捡石子儿》中说过：“我不大赞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何况，我是不值得‘研究’的。‘研究’这个词儿很可怕。”

无知者无畏。在十多年前，我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其时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编辑。不知哪里来的本事，我买了套北师大版的《汪曾祺全集》，以此为底本，选编了几本书：《文与画》《五味》《人间草木》《说戏》《谈师友》。汪先生的书，除了自选集、文集、全集之外，大概这是较早的选本。当时出版社的图书定位是图文并茂、高品位的通俗读物，而这几本书，私底下以为正合乎此。

在汪先生看来，散文不外乎民俗、游记、草木虫鱼、饮食几大类，他爱看这几类杂书，也爱写这方面的文章。这样的分类当不致太违背他的本意吧——他自编的《旅食集》可看做是先例，也曾听汪朝老师说还出过台湾版的《五味》，我至今没看到此书。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窃以为，这样的文字适合当下阅读。现代人活得那么匆忙，忙得心浮气躁，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可以让人安静下来。这样的书在当下会有人买账、会有市场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书卖得不错，印了数次。

第一个表扬来了。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自称“苏北”，说“那套书编得太好了”!其时我刚离开出版社，调到同城的一所高校，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也很遗憾。后来我知道苏北老师怀揣《五味》，去了昆明，按图索骥，寻找当年汪先生的美食旧梦。他还买过一套，寄给上海的黄裳先生。因此机缘，引出了黄裳先生对这几本书的评价：

“山东画报把曾祺细切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可以分排骨、后腿……零卖，而且‘作料’加得不错，如《人间草木》。应该称赞是做了一件好事，我有曾祺的全集，但少翻动，不如这些‘零售’本，方便且有趣。”

我是在苏北的《忆·读汪曾祺》一书中看到这番评价的。我把它解读为对我作为一名图书编辑的肯定。八年的编辑生涯，轻飘飘，也沉甸甸，随风而逝。我为此努力过，拼过。这套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又推出新版，作为特约编辑，我参与了部分修订工作，又新选编了那本《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此书也得到过南京陆建华老师的肯定。陆老师是江苏版四卷五册《汪曾祺文集》的推动者、主编，《汪曾祺传》《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与〈沙家浜〉》等书的作者。在一次通话中，他说这套书有创意,对宣传汪曾祺功不可没……

南京的金实秋老师在《点击作家中的“汪迷”》一文中这样说道：“几乎所有‘汪迷’手头都有她编的书，可以说，她既是‘汪迷’，也是扩大‘汪迷’阵容、拓展汪曾祺作品影响的一位有功之臣……这套系列，很受读者的欢迎和‘汪迷’的喜爱，有的印了几版，印数达到了数万之多，可谓功德无量矣。”文中的“她”指的是我。这样一番“悄悄的”表扬，我是四五年后才读到的。其时已跟金老师有了联系，那篇文章收在他赠我的《补说汪曾祺》一书中。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几本书，这样“零切”的形式，为汪迷所喜爱、所乐道，也成为我走进汪迷大家庭的通行证。

知道汪先生被那么多人所热爱，在他去世十周年时，还策划选编了一本纪念集《你好，汪曾祺》。这本书能恰逢其时地在极短时间内编印出来，也颇具机缘，得到诸多人的帮助，《编后记》中都有交代，这里不再赘述。

就这样，一步步走近了汪先生的世界。

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

三

汪曾祺不老。

汪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二十余年了。从其复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算起，至今也有四十年了。可他的这杯茶未凉。不仅书被变着花样重出，身后还有一大批拥趸——“汪迷”。“汪迷”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涵盖不同年龄段，有学院派、民间派，有父子兵，也有夫妻档。他的家乡高邮有“汪迷”推出“汪迷部落”公众号，关注人数近两万人。这真是极有趣的文化现象。

一个作家能够不被时间的浪花淘尽，没被他的时代甩出去，必有缘由。那些文章虽多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隔”，好像是专为当下所写。在《蒲桥集》再版后记中他曾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这些话如今看来仍有针对性和现场感!对现代人而言，汪先生的文字很“对症”，可以使人得到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得到“滋润”。

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的创作理想，深厚的学养，对语言的极致追求，对美和诗性的坚持，让他的文字兼备古典和现代双重特质，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品格。

汪先生喜欢宋人诗句“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闻嗅到的是“一种辛劳、笃实、轻苦、微甜的生活气息”。对生活，他不是轻飘飘的，也不是沉重压抑的，他是悲悯的、“含泪的微笑”。像《岁寒三友》《职业》《黄油烙饼》《露水》等，不正是如此么——他对人世有着深深的同情、理解和善意。 在《〈受戒〉重印后记》中他曾说：“重谈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他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人世多苦辛”，应理解为是其写作的基调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体会，大概这也是我爱读汪文的原因之一。

他也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洋溢着一种内在的欢乐。这非简单的孩子似的快乐，而是以“不易”作为底子的，是懂得之后的内在欢歌和珍惜。“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这是动人的、引人向上的。

对于汪曾祺先生，我不是那种学院派式的研究，而是读其人读其文，受其滋养浸润。我坚信，读其文提升了我的鉴赏水准，就像他老人家所言：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瞧不上。读了先生的书后，有好多文字我似乎也瞧不上了。还有他那种博雅有趣的人生气质，也让我着迷。总之，先生的文字，于我是美学课、人生修养课。余生也晚，我与先生是神交。我很感谢这份“遇见”。像很多事情一样，阅读也讲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