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邮东大街上，平常人家的姑娘也会被人称为某人家的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张铁匠的女儿秀兰在这条街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被人喊了一辈子张家大小姐。她的家住在陶鲁家（汪曾祺《岁寒三友》人物陶虎臣，以字行，东大街的一个标志）隔壁。张铁匠的铁匠铺在独庵墓，也在这条街面上，十几家子远。独庵墓后面是阴城。汪曾祺在《岁寒三友》中说：“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都纷纷地落下了。”在这里铁锤敲打的声音特别应声。她妈妈年年秋天来阴城割荒草、芦荻，据说看到过什么怪东西。后来怀了她。她生下来鼻子就像鹦鹉，长尖带钩。有人说她妈是被她吓出病死的。她爸可不介意什么女儿克母、长相怪异，乖乖肉疙瘩地惯养——灯节有兔子灯，有比“麻雷子”“二踢脚”更好玩的“芦蜂锥癞子”“枪打美国鬼”（花炮）。她上头有个哥哥，上到初中毕业就跟爸爸学徒了。她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因为鼻子难看被同学嘲笑，就不肯上学了。

她长大了一些以后，这条街上的人也习惯了她的长相，对待她跟其他人家的姑娘一样称呼“大小姐”“张家大小姐”，就跟鼎昌、恒兴昌、刘盛源广货店的姑娘们一样。我小时候跟爸爸住在吉升酱园的时候，带我的汪老太要是外出有事时间长，就把我送到张家大小姐家。她为街坊邻居看孩子，少说也有七八个吧。哭闹的孩子经她抱一抱、哄一哄，就安静下来了。

她家的院子很大，是老砖头铺的，夏天有一棵好大的石榴树，开满了火红火红的花，秋天是两棵柿子树结满了黄澄澄的柿子，还有一棵更大的野枣子树。墙角还有一棵好大的月季花，开得像花轿子似的，她会给每个小女孩的辫子上插一朵，高兴时还会把男孩子头顶上的头发揪起来扎个小辫子插上一朵，当然也取决于小男孩可爱不可爱。汪老太来接我，见我的头上扎个辫子戴一朵花，说我像个骚鞑子，这恰恰是我玩得最开心的时候。玩接鼓传花的时候，偏偏花到我面前鼓声就停下来了。我最爱唱的歌是《太阳出来暖洋洋》：“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 郎罗），挑起扁担（郎郎扯 光扯），上山岗（欧 罗罗）……”当看见她向外面使眼神的时候，我知道汪老太来了，于是故意把嗓门抬高，一直唱到“手里拿把（罗儿）开山斧（欧 郎罗），不怕虎豹（郎郎扯 光扯）和豺狼（欧 罗罗）”，然后一个转身飞也似的趴到她的腿上，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非得要让她抱一下才肯跟汪老太走。这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以及汪老太、张铁匠的女儿，让我难忘了一辈子，深情了一辈子。

我告诉汪老太，歌是二姐教我的。张家大小姐跟我大姐的年纪一般大，我大姐在老家已经上高中了。再后来，他哥当兵去了，铁匠铺就他爸和一个刚来不久的学徒，年纪十六七岁，顶不上趟儿。她只得到铁匠铺当帮手，拉风箱、拿小铁锤敲边儿，脸上手上黑乎乎的。这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她哥哥复员回来了，铁匠铺被新建在这里的锻铸厂收进去了，一家三口都进了工厂。她哥哥后来被调到工业局当股长。那个当学徒的小伙子是我们一沟镇上潘小郎的儿子潘延芝，回家学剃头，跟张铁匠家再无来往。他要娶张铁匠的女儿，是因为图她城市户口，将来子子孙孙就是吃供应粮的城上人了，甭管什么长相。正当谈婚论嫁的时候，户口开放了，他无所谓了，把她气得要从螺蛳坝跳下去，那时候这里有一人多深，水流又湍急。她发誓这辈子坚决不嫁人。

她做一辈子的老姑娘，从头到脚干干净净，一丝不乱，还烫着挺时髦的卷发，依旧喜欢给街坊邻居照看孩子。她是她老爸的贴身小棉袄，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她看着家门口那些经她带过、抱过的孩子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打心眼里欢喜。她凭着一双巧手，给他们钩过鞋子、帽子，织过毛线衣，那上面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小兔子的图案活灵活现的，是她一辈子的骄傲。东大街好多地方如今还是老样子，这老样子让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感觉平静、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