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自行车是个稀罕物。别说很少有人家有，生长在农村的我，看见有人骑行，也算是大开眼界了。大约十岁那年，父亲因长期在邻公社做社教工作，单位给他配备了一辆自行车，永久牌，28直杠。这让我欣喜若狂。三个哥哥也馋呢。父亲每次回家，哥哥们便悄悄地将自行车推到屋后的场头上去，我则像一条兴奋的小尾巴跟在后面，行动上大有把哥哥们的马屁拍好的意思，为的是无比迫切地想骑上那辆自行车。

哥哥们并没有排斥我，还乐意教我，我的心情便如阳光普照一样敞亮。车太高，即便是将硬牛皮质地的坐垫放到最低，我坐上去，两只脚也没有一只可以够到脚踏子。你就“掏螃蟹”吧！哥哥们建议我。于是我按照哥哥们教我的动作，双手扶把，左脚踩在左脚踏上，右脚从大杠下边伸过去，踩在右脚踏上，通过双脚的半轮蹲踩，驱动自行车往前。我很快就找到了感觉，能自己骑行了。

在熟练与不熟练之间，那种馋劲是无法言说的，像抽烟的人犯了瘾。庄上当然没有别人家有自行车，不能解馋。父亲没回家的时候，我只能常常站在门前的土场上，向着南边离我家四五十米的那条大路上翘首，只想看见有人骑车从那条路上经过，过个眼瘾。父亲回家了，我全然不顾是否会有哥哥们的保护，推了车便往生产队的稻场上溜。稻场很大，又很平坦，这让我无所顾忌。几趟练习以后，技术上日见长进，我终于可以在任何道路上“掏螃蟹”了。我高兴，全家人也都为我高兴。这也让我有了骑车出门的机会，甚至能一直“掏”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外婆家。但每次出门妈妈都要关照我：骑慢点，不要逞能，像你二哥那样子出洋相。

确实，四个兄弟骑车，二哥出的洋相最多。防地震那年，父亲让二哥骑车将刚买的三十斤新米送到乡下家里来。二哥将米袋子扎在自行车“书包架”上，一路猛踩。天擦黑时，到家了。车还没有架好，二哥便“妈妈，妈妈”地叫着。妈妈从家里迎出来，向架好的车后座上看去，白色的米袋已经瘪成了一块白布！借着暮色，妈妈看见了一条白色的米线铺展在路面上，特别显眼。还有一次，夏天，妈妈让二哥去七八里外的四新供销站打斤把肉。快到中午了，二哥才像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肉呢？妈妈诧异地问。骑车掉河里了，捞了半天没有捞到。二哥沮丧极了。最搞笑的，是二哥带着奶奶去四十里外的亲戚家出人情的那一次。那时候，农村的道路大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二哥带着奶奶，一边骑车一边聊天，心情大好。在通过一个大洼坡的时候，二哥提醒奶奶说，奶奶坐好了，有个下坡我要冲过去。奶奶嗯了一声的时候，二哥已经冲到上坡了。脚下一带劲，车开始平稳起来。二哥平息了一下呼吸，快速骑行了一阵子，又开始跟奶奶聊起来。二哥聊了好多话，却听不见奶奶回一声，扭头一看：奶奶不在后边了。二哥立即掉转车头，沿来路向前，边骑车边找奶奶。大路上看不见奶奶的身影，二哥有些着急，猛踩一气。到了那个下坡，二哥看见奶奶就地坐着。奶奶，奶奶，二哥大喊了几声，骑着车冲到坡下，停下车便扶起了奶奶。奶奶责怪说，二子，你想跌死我啊？！

我没有出过二哥那样的洋相，但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直接伤着了自己，却不敢说与人听。那次在生产队的稻场上，我独自一人进行速度练习，看自己“掏螃蟹”究竟能掏多快。因为有了速度，风从我的脸上掠过，带着呼呼的响声，很刺激。速度越快感觉越爽，于是总想更快。生产队的场头上分布着七八个打稻谷用的石磙子，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在它们之间左右盘绕，视它们为与我同乐的小伙伴。但那天有个小伙伴犯犟了，眼看我鬼使神差似的转不过龙头，直直地冲向了它，它却阴险地蹲伏着，丝毫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我来不及躲避，硬生生地撞上了它。它不语，我大哭。我被摔在了一边，感觉身上哪儿都疼。过一会儿起身一看，车的横杠有点向上隆起，疼痛中又加了一份回家挨揍的恐惧。

十六岁高中毕业那年，我告别了“掏螃蟹”的骑行方式，和另外两个同学骑车去二十公里外的临泽公社参加征兵体检。前杠、后座各坐一人，另一人负责骑行，轮流。路程近半，恰巧路过其中一个同学的家。三人顿生参军之悔意，说不去体检了，到你家玩一下算了。同学的母亲见家里来了客人，高兴得抓起一只老母鸡宰了。第二天天刚亮，我第一个反悔，说还得去当兵。好在有辆自行车，三人匆匆起床，立刻动身。一路狂踩，天还未亮透，我们便带着沉重的呼吸到了体检点。结果是我如愿以偿，他们两人万般沮丧。每想起这段往事，我都会想起那辆自行车和同学的妈妈杀掉的那只老母鸡。

当兵入伍的前一天，三个哥哥各骑着一辆自行车，大哥带爸爸，二哥带妈妈，三哥带着我，从家乡小镇一路骑到六十里外的县城的农机学校集中点。在城里的照相馆拍了第一张全家福以后，他们才送我去报到。第二天中午，我从县城的大运河轮船码头登上了北去的轮船，正式进入了军旅之列。坐在船舱里的我，无意间欣赏河岸的风景，却突然发现，寒冬中略显萧条的运河东堤上，有人骑着自行车，不停地向我们的小轮船挥手。我一眼就看出了，大哥还是带着爸爸，排第一个，二哥依旧带着妈妈，在第二个，三哥后面因为没有了我，一个人骑着，排第三个，正代表着全家不停地向我挥手呢！我的眼光不再旁移，牢牢地盯住了他们。我原本以为，他们昨天已经回到了小镇老家，却不料，现在正与轮船同行着。船行多快，他们就骑多快，这使得我只要固定目光，不必游走寻找，即使是噙着一汪泪水，我还是能清晰地看得见他们。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是我军校毕业后留校当教官的第二年。那时候自行车供应的计划稍微宽松了些，考虑到上班的需要，我向家里人提出了想买一辆自行车的要求。没过多久，三哥乘坐公共汽车，辗转来到了离家近二百公里的军校驻地，特地为我送来了一辆簇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你无法想象那辆车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动力！偌大的校园里，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学员，有自行车的没几个人。我骑着车在校园里流动，那些羡慕的目光撑得我的虚荣心像秋天的向日葵，丰富而饱满。仿佛自己骑着的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匹正在向某个顶峰疾驰的快马，上了山顶，学校里所有人只能对我仰视了。我在车座下面塞了一块毛巾，随时准备擦拭车身上目光可视的尘埃，因此，我的车始终保持锃亮的形象。有特别要好的战友向我借用，我虽乐意而为，但内心里却十分不愿。关系一般的战友如果开口，我则选用早已编好的一堆理由中的某一条婉拒。我常骑车去校园隔壁的野战医院，和女护士聊天，十分期待得到她们的好感，甚至希望她们说：给我骑一下呗。自行车和我都在宿舍里的时候，我则常常听到它对我说：你得配得上我哟！因此更加用心地看书、学习、写作。我希望自己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让全校的人都在询问：卞教员是谁？而知情人的统一回答则是：骑凤凰自行车的那个！

日子这么骑着骑着就过去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有了一辆自行车，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1987年调到一个新单位工作，自行车当然随我前往。此时，我的生活和工作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不再企求其她女兵的青睐，骑车便少了一份心思，多了一份淡定。因为专注于外国军事研究，且须参与演习方案的拟定与实施，工作场景的变化已非当教官时所能比拟，骑车也成了一种碎片化的出行方式，快速到达目的地的迫切压制了骑行过程中的享受，“凤凰牌”渐渐淡出了我的精神世界，而成了单纯的交通工具。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我1993年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