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姓马名福三，才四十二岁，因其身板大，又胡子拉碴，故得“大老头子”之绰号。他的家，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当地人称之为“厦子”。厦子里光线阴暗：最东边，放一张破床；正对大门，放一张破桌、一张破凳；最西边，放一个破锅腔。整个厦子被破锅腔熏得乌漆麻黑。他没老婆，却有个儿子。儿子从小就跟着光棍伯父福大和福二，在祖屋过日子。

好奇怪的一个家庭！

说来话长。1946年，他是乡里的民兵。后来新四军北撤，为躲避“还乡团”，他流落到上海，给人擦皮鞋。1950年搞土改，他回来分了田，成了亲。1952年，儿子刚过周，老婆跑了。他在上海擦皮鞋，擦出了个游手好闲的坏毛病。他还嗜酒，喝醉了就打老婆。老婆回娘家后不知去向。他自己也跑了，儿子留给两个哥哥养。他第二次去上海，一去就是17年。1969年3月，中苏交恶，大城市备战，疏散闲杂人员，同年5月他被遣送回原籍。他本应再回祖屋，但两个哥哥不同意，他们知道弟弟秉性难移。

果如其然。他比过去还要懒，上工是有一天没一天，酒却天天不空。两个月以后，从上海带回来的钱喝得精光。没钱也得喝——福大和福二倒了大霉，他隔三差五就去要钱。这一天，他又去要钱。福大和福二实在拿不出了，他们挣一天工分还不够他喝一顿酒。要不到钱，他就耍横。又是拍桌子，又是撸袖子，像是要跟谁打架。儿子看不下去了，怒吼着让他滚。“要死了，敢骂老子！”他向儿子逼去。儿子轻轻一推，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反了反了……”他站起来，嘴上叽里咕噜却不敢上前。儿子力气大，绰号“三百斤”。人们来看热闹，他知道丢了家丑，拔腿就跑。第二天，他家厦子大门紧闭。两个哥哥不放心，推门一看，屋子里没人。

“大老头子”又跑了，王支书犯了愁，如何向上面交代！熬到第四天下午，王支书正准备去公社汇报，他却悠哉悠哉进了村。“老祖宗，你又瞎跑了！”“不瞎跑，你请我喝酒？”他一边搭话，一边将手里的两瓶“粮食白”放上破桌。“今天我请你！”“不惹事，我就烧高香了！”“不惹事——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不在生产队上工。”“你不在生产队上工，吃什么？”“我去村外大河边扳罾，拿钱跟生产队买粮买草！”“这个——这个可以！”王支书想了想又说，“老祖宗哎，干这一行要资本，你哪有那么多钱？要不这几天，你又在外面——”“王支书，你放心！我有一百个不好，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偷鸡摸狗的坏事！”儿子那一推把他推醒了：坐吃山空，得学会谋生。他想到了扳罾，扳罾来钱。这几天，他借盘缠去了上海。上海一帮兄弟讲义气，为他凑了百十来块钱。三天以后，村外大河边，罾架起来了，防雨棚立起来了。从此，每当人们吃晚饭的时候，村里总会响起一阵带有上海腔的歌声，“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踏着歌声，他扳罾去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村里又会响起一阵同样的歌声，踏着歌声，他从小镇卖鱼回了。中午，他必饱酒一顿。手里有了两个，见人就散香烟。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抓不住钱，今日有酒今日醉，穷大方。

1975年国庆节，“三百斤”大婚。媳妇是村外大河边郑大娘女儿，人长得和她妈妈一样漂亮。“大老头子”把祖屋修葺一新，为他们添了新家具和床上用品，办了三天酒。不知钱从何而来，他可是个吃光用光的主。不久，我们知晓了真相。郑大娘丈夫是国民党兵，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罾架在郑大娘家附近，他常去讨汤罐水喝，郑大娘也常请他做一些重活计，二人日久生情，成了相好的。钱是郑大娘出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大老头子”挣的。郑大娘有规定，他卖鱼所得必须上交。酒有得喝，但一天只准喝二两。烟有得抽，但一天只准抽一包。“大老头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再“老头子”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1987年，五十八岁的“大老头子”带着郑大娘第三次去上海。他一改常态，不知从哪里来的精气神，在那里靠捡破烂买了房致了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