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有手机玩，有电视看，还有电子游戏，课外阅读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964年），爸爸帮我在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每星期我都去两趟图书馆，借书、换书。读的主要是红色经典，如《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三花 ”（《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以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就是这一段儿时的阅读，萌生和助长了我心中的那株嫩芽。 

十三岁，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搞串联，停课闹革命。文学作品大都在“毒草”之列，所有的历史书籍都被打成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精神鸦片，红色作品也不能幸免，一律遭到封禁和焚毁。那时，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注解》，成为最抢手的读物。因为毛主席的古典格律诗词，不但是伟人思想、风采、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简直是一股解渴的清泉。人们半夜到新华书店排队抢购《毛诗注解》。我们这一代中的一般人，唐诗宋词记不得几首，但毛诗中的名篇都能烂熟于心，这是时代打在我们骨子里的印记。 

1968年冬季，我们得以跨进中学大门“复课闹革命”。此时政治活动极频繁，隔三差五地开大会，大游行。下乡支农，驻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常态。在那种环境下，老师也做得很不容易，他们尽最大努力给我们传授文化知识，使我们有所得：数学课学过“解方程”“三角函数”“平面几何”，语文课学过《毛主席诗词》、古文《曹刿论战》《陈涉世家》《捕蛇者说》《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也算成就了我们半吊子的初中学历。

1970年底，我们受“文革”耽搁的三届同学一同初中毕业，正好遇地方大招工，早早地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 

刚进工厂，一门心思只想学好手艺，没有了读书氛围，也没有书可读。“文革”后期，文艺有所松动，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长篇小说也推出了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人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再后来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开禁，一些“文革”的禁书也在地下渠道偷偷地传阅。我第一次读到巴金先生的《爱情三部曲》，那与以前看过的红色小说迥然不同的内容，让我十分惊奇、兴奋，看得如痴如醉，脸红心跳，与书中的主人公同喜同悲。 

进厂后五六年，“文革”浪潮渐过，1977年恢复高考，霎时间文化的枯焦之野，久旱逢甘霖，崇文之风四起，工厂青年上夜校，参加各种文训班和自学考试，凤毛麟角者至今有的著书立说，有的成为文化学者。这期间我也如饥似渴地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诸如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小仲马的《茶花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国内作家钱钟书的《围城》、贾平凹的《废都》，还有琼瑶阿姨的爱情鸡汤、金庸先生的义气江湖都有所浏览，尽管有的是囫囵吞枣或一目十行，但还是开阔了眼界，吸取到不少文学养分。后来我参加过地方党校办的党政干部培训班（不脱产，每周两个半天，为期两年），着实补充了一些文化知识，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学书刊，其中就有我们高邮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作品。 

文学大师汪曾祺先生，写了很多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散文，诸如《受戒》《异秉》《故里三陈》《侯银匠》《鸡鸭名家》。很多文章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划时代的轰动性效应。作为他家乡的读者，我感觉分外的亲切和崇敬。一套北京师范大学版的《汪曾祺全集》就成了我的床头读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我此时青春已逝，为生存计，一门心思用在生意经营上，那点文学爱好，阅读之趣，暂且束之高阁。历经二十余年，来到2019年，终于结束了四十多年的职业人生。我无田可归，只能作斗室之困，不知不觉中，心中的那株嫩芽又开始萌发。如今没有了职业的牵绊，闲暇时光还是各种杂读，有时假装个文人，写几篇随笔或感想，如果能在某报纸的角落印成铅字，就成了我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