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几个儿女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严肃认真、谨言慎行的人。偶尔开心时，也有点说笑，但听到他哼个小曲小调就近乎是一种奢望，似乎他平时就不爱唱歌，或不会唱歌什么的。

其实，这实在是太误解他了。搜寻几十年来零星的往事痕迹，我发现，父亲是很会唱歌的，且唱的大都是有时代烙印的经典红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曾随父亲在附近村小插班二年级，只有十来个学生，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老师教语文兼带唱歌，他很少教些新版的儿歌，尽是些自己熟悉的大人们唱的老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事，提不起学唱的兴趣，老忘词走调。一次在父亲单位宿舍里练唱，被他听到了，立即打住，校正了几处走音，还耐心讲解了一些词句的含义。接着，父亲一亮歌喉，用淳厚的男中音陪伴我唱了起来，他热烈饱满的情绪、优美圆熟的唱腔让我觉得有天籁之音之遇，久久不绝于耳。

后来从母亲口里及父亲的老照片中，我才知道父亲原先是扬州师范（当时叫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区立师范）1951届（应为扬州地区解放后首届）毕业生，又是一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入党培养对象。可以想象，在那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扬州的大街小巷、廿四桥边、文昌阁处、操场礼堂，到处都应有扬师同学擎红旗、打腰鼓、扭秧歌、唱红歌的身影，父亲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组织者，自然也不例外，正张扬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由于时代原因，文革时期，很多红歌都不让唱，动不动就被说成是“大毒草”，收音机里也听不到，只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开场曲《东方红》、结束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渐成惯例。那时父亲刚从邗江方巷搞社教工作回来，作为高邮吴堡中学校革会主任，也是个常作陪斗的“走资派”，无论是今天主持校会，还是明日接受批斗，正面背面对着大家，常常是站在第一排中间，距麦克风较近，从头到尾都要与师生一起合唱的。每次都是那么虔诚持重，中规中矩，但已上初中的我，仍能从大喇叭的洪亮声流中分辨出他那合词合拍中残存的一缕略带酸楚的单音个符。

父亲毕竟还是爱唱歌的。那时学校正常放周六、日假，要步行二十多里地才到家，路上不免有些寂寞单调，父亲除了与我讲故事、谈学习，就常撩我与他对歌。我儿歌多呀，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螺丝帽》《小松树快长大》《我是公社小社员》《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大刀歌》《毕业歌》等，父亲的歌似乎没几首，但他有一首唱得特别好听，是行进速度，节奏感强，似乎与八一电影厂的故事片开头红五星熠熠闪光的配乐相同，一问，才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激越昂扬、气势磅礴的歌曲旋律每每从他口中喷涌而出，真有古人所说的一种境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常使我战胜疲惫，大步向前，跟上父亲前行的脚步。

我高中毕业后，多在外少在家，父亲也忙于工作，彼此来去匆匆，这一晃也有三十多年，自然也少听到父亲的歌声。只是感觉到他对一些风花雪月、通俗流行的歌不太认可，顶多有时看电视跟着老故事片插曲哼一两声，也许是慢慢走向退休、岁数大的缘故吧。可是有一年春晚，《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风靡全国，歌曲的无限魅力也使父亲像着了魔一样，有时轻哼几句后，他拿个揣两件衣服的包就奔向车站，赶车到扬州参加师范老同学会，或回江都老家见见亲朋故友。他又焕发了逝去的青春。

终于，年届八十时，父亲病倒了，住进了专科病房。邻床的一位徐姓老者一打听，竟是近六十年前的老友。原来父亲师范毕业后来到高邮临泽中心校当过大队辅导员，对方是镇商业部门的团支书，常在一起开会、学习、办夜校、大合唱。他们那时唱得最多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义勇军进行曲》等。一天，两位老党员谈上兴致，也不顾身患重病，尽情唱起这些经典红歌来。以后每天都哼上几次，再往下，气力越来越弱，喉咙渐渐嘶哑，却坚持不停。三个月后，两位老人相继离世，带着他们钟爱的歌，永久走向了人生的静止符。

父亲离开我们有些年了。今天，经典红歌又在中华大地“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高昂而激越地响起，九泉之下，他若有知，定会倾心唱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