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地区的人家，经常把去哪里办事或游玩用动词“上”来关联，比如上扬州、上南京、上上海等，好像别人不知道他们是从下河来似的。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上高邮是在1981年的夏天，那年我14岁，初中一年级。暑假里，母亲看我在家闲得无聊，就让我去高邮的大姐家玩几天，大姐和大姐夫在县城化肥厂工作。母亲同我说了这事后，可把我高兴坏了，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呢！接下来怎么去却是个问题，那时界首到高邮也就两趟班车、两班轮船，再说了，高邮车站和轮船站都在运河堤上，在高邮的最西面，而化肥厂在县城东郊，离车站足足4公里，怎么办呢？刚好我家隔壁邻居陆瑞章（我称呼他四哥）也在化肥厂工作，那天正巧他转班在界首老家休息，第二天中午回厂上班，而且他正常是骑自行车往来于高邮与界首。他来我家玩时，母亲让他带着我上高邮姐家，他是个爽气人，便答应了下来。

我兴奋得一夜都没怎么睡，天刚亮就起床了。好不容易捱到了中午，匆匆吃了些饭，等陆家四哥来带我。四哥要赶回厂上小夜班，也早早地吃了午饭，刚过12点就来我家了。母亲叮嘱了他几句，然后照应我说，路上要听四哥的话，不要调皮，到姐家玩几天就回来。母亲还给了我两块钱，说，不能空手大摇的，买个西瓜带到姐家，剩下的钱自己零花。那年代，父亲的月工资也就28元，界首到高邮的船票1毛5、车票3毛，两块钱，不小的数字啦！

那时我家住在大运河西堤，上高邮先要过摆渡到河东。我俩过河后到镇上买了个大西瓜，四哥骑着他刚买不久的凤凰牌自行车，我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抱着大西瓜，向高邮进发。

大姐家当时住在化肥厂宿舍区，说是家，其实就是20几平米的一间平房，一家4口人挤住在这里。我是挤不下了，在大姐家吃饭，睡觉还得到四哥的宿舍里，同他挤一张床。化肥厂的确蛮大的，而且刚刚盖了新办公楼，厂里的澡堂子比界首镇的澡堂子要大好几倍，大烟囱是全县最高建筑，一个车间都比界首镇的任何一个工厂大得多。

接下来的几天，是比我小3岁的外甥陪我玩的。我们每天乘坐化肥厂的大公交车进城，到处玩。逛公园，吃公园大馄饨；逛百货大楼，买最甜的牛奶糖……但让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奎楼和东门宝塔，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房子和这么高的宝塔，当时就感慨，古代人，宝塔盖这么高，几百年不倒，真了不起！

尽管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也没有四哥吹的那么好玩，南北向一条中山路、一条文化宫路，文游路还没完工，东西向一条通湖路、一条府前街，但我还是非常满足的，玩得也很尽兴。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化肥厂，当时我就想，等我长大了，能到这么大的工厂工作就太好了。

正是这一次高邮之行，让我下定了将来必须到高邮工作的决心。1983年初中毕业后，同父亲去乡下站了一年的商店，拒绝了他让我顶替的要求。1984年参加招工考试，第一自愿填报了国营高邮化肥厂。当年8月20日，我如愿以偿地成为高邮化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在那里，我通过自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那里，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在那里，我创建了一生最大的朋友圈，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