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就有个剃头匠，他叫李加兰，是高中毕业后在江都学的手艺。

李加兰高挑的个儿，纤瘦精干，小头梳得滑滴滴。他出门卖手艺，两条大长腿跨在自行车上，一手扶龙头，一手提一只精致的小木箱，动作潇洒自如，很拉风。

小木箱，鞋盒子样大小，里面叠着一块蓝围裙，两把手动式推剪，各类剪刀和梳子数把，一把折叠式的明晃晃的刮刀，一条磨刀的帆布带，等等。李加兰把这些家伙件儿收拾得清清爽爽。

最初的那几年，李加兰做事还是认真的。每次剃头前，我母亲都有交待，要求李加兰把我们的头发尽量剃短些。“土八路”式的小平头，我们嫌难看，不太配合。李加兰不嫌我们闹腾，连哄带骗，推剪沿着发际的边边角角，剃得中规中矩。洗好头，刮好汗毛，他还在我们的脖子上抹上爽身粉，香喷喷的，很舒服。要是换作年纪大的顾客，李加兰还免费帮着掏一掏耳朵，扳一扳脖颈子。

李加兰到底是个高中生，读过一些书。收钱时，他很有礼貌。

“乡里乡亲的，这次就不要把钱了，下次再说吧。”

“不把钱怎么行？不作兴的。一码归一码，少一点。”

兄弟俩，两颗脑袋，总共五毛钱，价格不贵。母亲硬塞给了李加兰。

“娘娘（即婶婶）呀，我小气了，得罪人了呦！” 李加兰红着脸，像做了错事，慌急慌忙地收拾起小木箱，拐进巷口，一溜烟，不见了。

手艺人讨个老婆，不难。没过几年，李加兰按部就班地结了婚，生了子。

那年头，港台风慢慢吹进大陆，年轻人开始考究起来。李加兰是个帅小伙，待人又客气，按说，他若在小镇上开个理发店，只要手艺稍加改进，跟上潮流，不愁没生意。大概是开店成本高，抑或是嫌票子来得慢，李加兰丢下妻儿和小木箱，出去打工了。每到腊月回乡时，他才又提起小木箱，趁过年，零打碎敲地卖点手艺。

见过世面的李加兰，此时浑身洋溢着外面的气息，只要蓝布裙往客人脖子上一围，他就边剃边侃起来。天南海北的风土人情，凡是到过的地方，他说了个遍，尤其是谈起各地的女人，他眉飞色舞，像是已尝过不少的滋润。

“李加兰，你是外面跑的人，应该见过蘑菇头吧？”有人问李加兰。

“那是，人家广东正在流行蘑菇头。乖乖，后脑勺上一堆齐斩斩、厚沓沓的头发，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很潇洒！”

“那你给我剃个蘑菇头？”

“这个……”李加兰一时语塞，傻了眼。

显然，李加兰那点旧家当和老手艺不能满足新需求了。不过，只要是还能够剃得来的，他是来者不拒的。

有一次，李加兰就给尸体剃过头，刮过须。

有人嫌晦气，不再请李加兰剃头。

“人家孤儿寡母的，哭哭啼啼地来请了，乡里乡亲的，不忍心不去嘛！再说，人家刚断气，身上还热烫烫的呢，像个睡着了的活人，有什么关系呀！”李加兰说。

其实，李加兰心里也有数：老子早就“下海”了，剃头就是大锅头上的汤罐水——顺便带带的，不靠它吃饭了，无所谓。

闹“非典”那一年，我回乡探亲，偶遇李加兰。他说，乡里乡亲的，多年不见，难得碰头。他非得拉上我喝几杯。

李加兰还住在他父亲生前留下来的空心墙、水泥梁的老房子里。我问他，这十多年来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活。

“唉，不能谈，什么都干过！这几年还可以，在上海的澡堂子里给人搓背，一天能搓五六十个。”

“收入还好吧？”

“不怕兄弟你笑话，我干的是下等活，挣的是上等钱，比他娘的在家剃头强多了！” 李加兰的脸上完全看不出当初匠人时的斯文和精致了。

酒至酣处，我问他当年吃饭的家当还在否，想看看。

“睡在箱子里，十多年不碰，怕是成废铁了。有什么看头呀！”李加兰一个劲地催着喝酒。

是啊，李加兰早不做剃头匠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此后，我没再碰见过李加兰，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提着小木箱上门服务的剃头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