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书记本没有什么交集，一个是堂堂的公社副书记，一个是农村小屁孩。我认识吴书记，吴书记可能认识我，也可能不认识我。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1974年到1977年，在上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我，是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大队宣传队一共只有六个骨干，包括吴书记的两个女儿。我们课余到老师家排练，寒假更是集中排练时间，为的是每年大年初一在大队部前面的广场向大家作汇报演出。演出后我们宣传队一路敲敲打打、锣鼓喧天地走两里多路，到公社吴书记家拜年。在吴书记家的院子里表演几个节目，无非是唱歌、跳舞和快板书之类的，吴书记夸夸我们，给每人一把水果糖。每次吴书记都摸摸我的头，问我家里人怎样，我怎么回答的，记忆里没有任何存储！

1980年盛夏的一天，父亲一早随生产队其他社员撑船去公社卖公粮，晚上回家途中不幸落水身亡。15岁的我，还是懵懂少年，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全家似乎一下子走入了绝境。妈妈悲伤过度，为了防止意外，大队赤脚医生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帮助我们家做主的是两个舅舅，作为长子的我，强忍悲伤，在一旁听大人们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父亲的遗体如何处理，二是我们孤儿寡母四人如何安排。当时气温很高，遗体肯定不能长时间存放。生产队里好心人提出土葬，其他人似乎没有反对意见。看到家徒四壁的三间草房，有人提议把两扇大门和床板拆下来打成棺材。关于孤儿寡母四人的安排，大多叹息和担忧，没有什么有用的意见。一位大队干部提出，让家在隔壁公社的我的两个舅舅把我们四个人带回去照料。我记得吴书记是半夜时候到的，他先听了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他说土葬肯定不行，不能违反国家政策。他理解家人对父亲的突然去世很伤心，但事情已经发生，遗体需要尽快火化。考虑到孤儿寡母生活困难，集体应该保障三个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他和大队支书及生产队队长商量后，决定由生产队为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供应口粮，直至18周岁，免缴学费。

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尚未成年的我，不知何去何从。作为家中长子，理应开始为妈妈分忧。妈妈在本姓家人的指点下，去了吴书记家，请他帮我在公社办的工厂找一份工作。吴书记当时刚从外面回到家，躺在床上休息。见我妈妈进门，他起床招呼。得知我妈妈的来意后，吴书记说：“七队上陈家的儿子，复读后考取了，你儿子复读后也会考取。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不容易，但我现在帮了你，就会耽误你儿子的前途。”妈妈听进去了吴书记的话，我后来上了大学，还出国留学，一直读到博士；弟弟妹妹后来也相继考取了，离开了家乡，有了更大的平台为国家做事。吴书记当年要是帮了我妈妈的忙，我的命运肯定会不同，现在不敢想象；弟弟妹妹的命运会不会有不同，不得而知。

妈妈说，吴书记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兴修水利、农田方整化后，我们家在庄台上的老房子拆了，在新开的小河边上盖起了新房子。砌厨房灶台时需要石灰，妈妈到公社所在地供销社购买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售货员不卖，妈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卖。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各种物资按计划供应。妈妈很失望，正不知如何办时，吴书记走过来主动和妈妈打招呼。他问道：“你到公社来干什么的？”妈妈把要买石灰和售货员不卖的事说了一遍。吴书记立即和售货员打了招呼，售货员有些唧唧歪歪，妈妈还是顺利买到了石灰。现在回忆起来，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妈妈记忆犹新，说：“吴书记是真的关心群众。”

吴书记大名吴自新，中等身材，没有我儿时心目中大干部那种大腹便便的形象。我外出求学工作后，没有再见过他，期间去乡派出所办事，和他小女儿有过短暂交流。她说吴书记记得我，我考上大学，他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