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学时刚好遇上“文革”，16岁进入郭集农具厂上班。当时农具厂还在郭集老街，位置在今天的真武庙西侧，离我老家只有几百米远。厂里有木工、篾工、金工、锻工等车间，主要是为本地农村生产农业用具。木工车间制造木匠使用的工具如刨子、锯子，篾工车间有一些篾匠，做一些菜篮子、淘米篓子、筛子、竹筐等农家常用物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的郭集公社政府搬迁到柳坝，各大小政府单位都要搬走。农具厂属于政府办的企业，当然也要随着一同搬迁。我父亲和时任厂长日夜住在新划的厂区，每天忙着接收搬来的设备和建筑材料。因为金工车间和锻工车间有许多设备，如机床、车床、各种工具或生铁原材料等。运输工具是机帆船，从我们庄台的新开河一直向北，走到柳坝交叉河口，就是农具厂。父亲那时候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亲眼见证了在一片农田中建成的新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小学时，父亲已经成了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曾担任金工车间主任。我星期天不上学时，他经常带我去厂里玩。当时的柳坝，有一条东西向的沿河街，中间被南北向的新开河所分割。两条河交叉处的西北角就是农具厂，河对岸正是老丁家的红旗照相馆。每次我和父亲去厂里总要经过一座桥，桥南有一家小饭店，里面摆着几张四方桌，通过饭店的后门能看到河。

走过饭店东侧的小桥，沿河向西，几十米远便是农具厂大门。厂大门西侧有卖早饭的，我们庄台上的张大伯在这炸油条，他也是农具厂职工，原先是锻工车间的铁匠。进入工厂大门是几座既长又高的厂房。那时本地还没什么工厂，乡村主要是农业，人们所能见到高大的房屋是粮站的粮仓，即便是乡政府，也只是如校舍般的一排青砖瓦房。

在我的记忆中，农具厂北侧一排厂房是锻工车间，里面摆放着像机械手臂一样的锻造工具，就好比大型铁匠铺。农家厨房用的菜刀，农忙用的镰刀、钢叉，日常用的铁锹、扬锹、锄头，甚至杀猪刀，锻造车间都可以打制。每次来到厂里，工作时间的锻造间，大老远就听到那此起彼伏的“叮当”的打铁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人没法长时间待在里面。

厂区大院中间有一座高高的铁炉，那是炼铁所用。用煤炭当燃料，将生铁熬制成红彤彤的铁水，然后送到铁炉东侧的翻砂车间。翻砂间里面有很多黑灰色砂土，主要工作是将铁水成型制造出铁器产品。产品定型最主要靠产品模型，用两块框好的方形砂箱，将模子压制出空心模型，然后将铁水浇注到空心中，铁水在空心里凝固就成了模型一样的产品。就在这翻砂车间里，造出了许多农业用具，我记得有水泵。相对于浇注红色铁水时的小心翼翼，取出半个砂箱则是让人欣喜的时刻，会看到露出来的银色金属成品，像变戏法一样。

我父亲所在的金工车间在翻砂间西侧厂房，车间里有几台笨重的机床，有钻床、冲床，也有像老牛一般横卧的车床，还有电焊机。电焊机焊接时，得戴个面罩。我时常拿面罩观看太阳，用它即便是大中午的烈日也能直视。我父亲当时是钳工，焊过电焊，又操作车床。他们生产榨油机、制砖机，又维修脱粒机（俗称老虎）。制砖机制作当时农村盖房急需的砖瓦，脱粒机主要用于各村组农忙时分离粮食和稻草、麦秸秆。

厂区最南侧是一排房屋，西侧是办公室，如厂长室、会计室，中间有几间职工宿舍，我有时候在这睡午觉。最东侧靠河的是食堂。当时食堂炊事员是我们庄台上的三爷爷，他和我爷爷是我们家族“老五房”的堂兄弟，他俩的祖父是亲兄弟。记得每次我来，三爷爷总会舀些荤菜放到我吃饭的搪瓷盆子里。工厂里职工大多干的体力活，食堂经常会烧些红烧肉啥的补充体力。那时的乡村还处在简衣少食的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具厂曾派出十几个人去上海学习电子晶体管技术，回来后开设电器车间。发展壮大后分出去开设了电子厂，该厂区就在农具厂西隔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二厂”，即声光器材厂。该厂继盘塘的照明电器厂之后，一起成为高邮湖西照明行业的先锋。

乡村是熟人社会，父亲先后把我小叔和表哥介绍进农具厂，后来小叔和小姑妈又去了隔壁的电子厂。那时，退伍回来的二叔在主管乡镇工业的工业公司，大姑父在村办厂做销售，我们大家庭的五个成员，从农村社员变身为工业服务的职工或职员。正是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家乡人纷纷从农田里走出来进入工厂，高邮湖西从农业为主导的乡村进入工业发展快车道，其支柱便是后来居上的照明灯具产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地灯具产业兴起，为农业服务的农具厂走向衰落，工厂被售卖前，我父亲最终提前退休离职，由乡政府签发类似奖状的“退休干部职工证书”（至今仍在）。随后他进入郭集灯具行业领头者陈景春领导的盘塘村照明电器厂，厂里好几位都是从农具厂离职的老同事。父亲在盘塘厂约两年，又被我大姑父邀请至他负责的谈桥村办企业互感器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