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苑六》：“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用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

《舆地纪胜》卷四三，文游台，“在军城东二里，旧传东坡、王巩定国，孙、秦诸公及李伯时，尝同游论文饮酒，因以文游名之。伯时画为图，刻之石。”《方舆胜览》卷四六，文游台，“在城东二里，旧传东坡与王巩、孙、秦诸公及李伯时，同游论文饮酒，因以名之。伯时画为图，刻之石。”

依据两部文献所载，李公麟当是文游雅集重要的参与者。

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御题《文游台》：“龙眠结搆应多事，试问今还藉画不。”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御题《文游台》：“穹若高台出树看，五贤当日此盘桓。”

显然，在乾隆爷心目中，文游雅集，李公麟乃是五贤之一。

文游雅集时间，一般系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元丰七年，苏轼自黄移汝。《苏轼诗集》卷二十四自注，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携杜介于扬州竹西访庆老，别择公。离扬州转淮泗，随行至高邮可考者有扬州杜介、建安徐大正。《苏轼文集》卷一百七《名西阁》注：“元丰七年冬至，过山阳，登西阁，时景繁出巡未归。”是年冬至日，为十一月二十二日。扬州至高邮水程二日，高邮至山阳水程二日。以此推之，苏轼一行，当于十四日晚抵邮，二十一日晨启程赴山阳。在邮与会，可考者有秦观、陈直躬等。

李公麟氏有无参与元丰七年冬月的这次盛会呢？

石以品《李公麟年表》：

熙宁三年（1070）。李公麟中进士第，入丙榜。……陆佃、邓忠臣同年中第，后与李公麟相交莫逆。

四年。南康府建昌县县尉。

七年至十年。为长垣尉。

元丰二年至三年。无为司户参军。

四年。迁泗州录事参军。

六年。泗州录事参军任上。经陆佃举荐，为正八品中书门下省删定官。

元丰七年。中书门下省删定官任上。是年左右，奉敕绘《摹韦偃牧放图》。此后几年，有机会入骐骥院画御马，从此以画马名世。作《马性图》。

元丰八年。二月，作《孝经图》。

年表显示，自元丰六年起，李公麟一直在京中履职任事，无由他往。

不过，由于年表为博士论文之附表，多为结论性文字，实有详审之必要。

元丰六年，李公麟“经陆佃举荐，为正八品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

陆佃，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祖父。陆佃与李公麟渊源颇深，两人皆为熙宁三年进士，有同年之好，“相交莫逆”。王安石侄女嫁李公麟胞弟李公权，王李两家结有姻亲关系；李本人与王安石交往频密，多诗画酬和。陆佃则早年师从孙觉、王安石，乃王氏门人。在王安石主导的熙丰变法中，陆佃属于变法派阵营中的当然一员。李公麟在政治上则比较超脱，为新旧两党皆可接纳的人物。

《宋史》，“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元丰五年四月，神宗废中书门下省，恢复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五月起全面推行实施。《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元丰官制，门下、中书各增建后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夏四月，丙子（二十五日），“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陆佃，并试中书舍人。”陆佃《陶山集》卷七，《辞免给事中表》：“今月初二日，准閤门告报，伏蒙圣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试给事中兼侍讲。”原注：元丰五年五月。就是说，陆佃自中书舍人转给事中，前后为时仅七天。故陆佃举荐李公麟，必是元丰改制之后，其身份为给事中。

石博士认为，从这一时期的《奉敕摹韦偃牧放图》来看，李公麟的这次任职，或许与其善画有关。从李公麟“奉敕作图”来看，神宗皇帝对其绘画技艺应该是颇为赏识的。因此，无论是私交、公谊，还是专业，陆佃的这个举荐都是适时而合宜的。

《年表》将其系于元丰六年，再联系到下文的考察，可信。

元丰八年，“二月，作《孝经图》”，引自于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一：“王子庆所藏。李伯时《孝经图》并书，自题云：凤阁舍人杨公雅言，《孝经》乃六艺根本，百行世训所重。谓龙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图其事以示人，为有补。’元丰八年二月，因摭其一二，随笔之。”

“凤阁舍人杨公”，武则天时期，中书舍人称作凤阁舍人，乃是旧称。查此间中书舍人杨姓者，唯有杨景略一人。

《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丙辰（十四日），承议郎、左司郎中杨景略为高丽祭奠使。”《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冬十月，“乙亥(初九)，中书舍人兼侍讲蔡卞，试给事中；朝奉郎、守起居郎杨景略，朝散郎、守左司郎中钱勰，并为试中书舍人，免召试。景略、勰奉使高丽方还，在道，并擢之。”由于使命完成出色，在返回途中，即受到神宗擢升。

《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秋七月，“中书舍人杨景略为龙图阁待制、知蔡州，避亲嫌也。注：避亲。此据《景略传》。景略妻韩维女。维尚未执政，盖韩缜为中书相，在五月二十六日也。”杨景略自任命而至避亲去职，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也才呆了十个月时间。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邢恕受命中书舍人而复罢，抗诉曰：“中书舍人不必皆阙，而同试者三矣：曾巩、赵彦若、陆佃，三人同试，一也；王震、蔡京两人同试，二也；钱勰、杨景略二人不试而并命，三也。即以员缺论之，中书舍人定制六员，近例蔡京、王震、钱勰、杨景略同省，四人也。”

自元丰五年到八年，此间“凤阁舍人杨公”，乃杨景略也。

故而，李公麟领命作《孝经图》，当在元丰七年十月初九日之后。

《孝经》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以孔子答问的形式，分别论述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不同阶层的孝道，全书共十八章。

宋代社会实行“以孝治天下”。杨景略认为，“《孝经》乃六艺根本，百行世训所重”， 劝言“能图其事以示人，为有补”，强调其社会教化的功能。并由李公麟根据《孝经》文本，以自己的理解将其变为绘画作品。《孝经图》为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绢本水墨画，该画尺寸为：21.9 × 475.5 cm。原来的卷轴应该有十八幅插图，现仅存十五幅。

这样一组宏篇钜制，所费时日必不在其少。为此，笔者专门请教了画家、学者李金宇先生，漫画家陈景国先生。就常规而言，从受命构思、画稿、成画题字，尤其是在冬令时节，其工作量当不在三月以下。故其开始创作的时间，必在元丰七年十二月之前。

如前文，文游雅集在元丰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前。自高邮沿运河，溯汴河，抵东京，亦需时日。

可资参照的是，元祐六年，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召还，自杭州返东京。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卷三十载：苏轼四月五日晚到扬州，“席上赋《临江仙》”；“五月十九日，在南都上《杭州召还乞郡状》”；“二十九日，赴阁门受翰林学士承旨告命。”梳理一下，自扬州至高邮水程两日；在扬州，在南都，各逗留两日；抵京后休整一两日。则自高邮至东京，水程实需约一个半月。

如果李公麟参与了元丰七年冬月的这次雅集，则返抵东京之时，当在次年之正月初五日前后。所以，从时间上考量，李公麟参与文游雅集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元丰七年冬，汴河天冻水浅，航行困难。苏轼离邮往南都，滞留泗州度岁，原因便是，“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即便李氏与苏轼偕行，亦不能如期抵达东京。

可见，文游雅集之时，李公麟身在东京，并不能与会。

作为旁证，我们看苏轼、秦观与李公麟的交往，皆在文游雅集之后。苏轼题《孝经图》，孔凡礼先生将其系于元丰八年二月，实际当为李公麟画成的时间。元丰八年三月，苏轼离南都，至江淮，盘桓于真、扬、润、常之间。七月下旬，发常州。十月十五日，抵知登州任。旋转礼部郎中，十二月上旬末抵京。故苏轼题李公麟《孝经图》，至早也就是元丰八年底。

元祐初，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苏、秦皆列其中。岳珂《桯史》《贤己图》：“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淮海集》卷五《题騕褭图》：“赖有龙眠戏挥笔，眼前时见千里骨。”徐培均先生《淮海集笺注》将其系于元祐三年。卷三十五《书晋贤图后》，记述秦观、张耒与李公麟评画，《笺注》将其系于元祐五年。

再则，文游雅集，参与者之一陈直躬，乃高邮本土画家。据《淮海集》卷二五《陈偕传》，陈偕与其子陈直躬为父子画家。陈家与秦观自是世交，而陈直躬的与会雅集，亦当是出于秦观的引荐。《苏轼诗集》卷二四，《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为雅集画作之题画诗。如果李公麟在场，作为宋代第一画手，没有不出手的道理，而苏、秦仅存有关陈氏的文字，却无李公麟与此次雅集相关的点滴印记。因此，元丰七年之文游雅集，苏轼、秦观与李公麟并无交集。

至于李伯时画图刻石的记载，不免使人联想到著名的《西园雅集图》。尽管文游雅集时间在先，但比照两部总志关于文游台的记载，感觉更像是《西园雅集图》的翻版。清人王士禛《重修文游台记》：“昔苏长公生宋盛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考公平生踪迹，多在江淮。又尝与孙莘老、秦少游、王定国辈游处最善。而孙、秦二君子者，皆高邮人，故邮乐得公而显。”文游雅集，历代高邮方志皆不载陈直躬，而只言李公麟李伯时者，其理一也。

文游五贤，首见于《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等南宋中后期之地理总志，其最初的文献源当为彼时之高邮方志。其后，明清两代之《高邮州志》，所载文游台的文字，其源头则又要追溯到这两部地理总志。

其实，就两部总志的表述来看，皆用了“旧传”二字，实为模棱之语。说明在南宋时期流传的高邮方志中，对于文游雅集之事、之人，并非全持肯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