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当各种建筑物扑入眼帘的时候。这种感情犹如工人对机器、农民对庄稼的情感，又不全是。

我和建筑结缘，也许是机缘巧合，抑或是命中注定。我原在棉纺织厂搞宣传，1991年之前，在工会干事、宣传科长的位置上，两次接待过汪曾祺先生。1992年6月我被调到当时的建工局搞宣传，从此踏上了和爷爷、父亲一样的建筑之旅。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徜徉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巍峨高大的建筑群中。我曾站在上海浦东新区117米高的爵士大厦平台上，眺望着黄浦江畔鳞次栉比的建筑；我也曾流连于北京、天津、重庆、青岛、南京的经济开发区，看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我还曾触摸过无锡太湖大桥的玉色栏杆……当得知这些巧夺天工的杰作，有不少是出自家乡的农民建筑工人之手时，出身于建筑世家的我，便被一种激情充盈着，震撼着，极想投身到营造广厦、美化都市、振兴高邮经济的时代大合唱中去，成为一曲曲凝固的建筑乐章中的一个音符。

我家祖辈三代和建筑结缘。我爷爷祖籍苏州阊门，是个泥瓦匠，就是那种做一天工、混一天饱肚子的角色。由于家境贫寒，以至于我的两个姑母，一个到上海做帮工，成了后来的“上海人”；一个嫁到乡下去谋生,成为彻头彻尾的“农村人”。我父亲从小就和爷爷学做瓦工。我家原住在城北左家巷，文革期间改名为拥军巷。有人要找陈定高，大人小孩可能有所不知，要说找陈瓦匠，巷子里家家户户人人知晓。我父亲从小学徒，饱受人间疾苦。适逢解放，1950年高邮成立建筑工会，他是当时的三个创始人之一。我父亲文化不高，只上过几年私塾，但他和建筑的情缘，我从小就耳闻目睹。他是自学成才的土工程师。暑天夏日，他摇着扇子绘图、计算；冰雪隆冬，他窝在床上学打算盘，搞预决算。从我记事起，他年年如此，月月依旧。高邮最早的知名建筑：高邮旅社、人民剧场、曾接待过汪曾祺的北海大酒店、北海电影院、棉纺厂及府前街一、二期拆迁改造等，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他是当时的施工员，也就是今天的技术负责人）。我父亲长年累月，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以至于积劳成疾，64岁身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年他在苏州开了大刀，回来后身体极度虚弱，还经常要我的母亲用工地上的小拖车，拖着他到当时的府前街二期改造工地上，进行技术指导。我父亲在原建筑公司，年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他是当时计委口子几十个单位中唯一的一个扬州市劳动模范。

了解、认识高邮的建筑业是从县志中开始的。县志记载：盂城建筑业源远流长。“秦砖汉瓦”从某种程度上便是高邮建筑业最初的见证。名闻遐迩的天山汉墓、唐塔、宋城、宋文游台、明净土寺塔、明魁星楼等古建筑，辉映着古代文明的璀璨光彩，显示了高邮先辈们在建筑方面的高超技艺。

真正感叹高邮建筑业今日之风范，起始于撤县建市后的1994年年末。那天，我随市有关领导参加爵士大厦的封顶仪式。这是一幢坐落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商贸中心的超高层建筑，是我市建筑业承接高、大、难、新项目的开山之作。大厦施工面积6万平方米，层高36层，这在当今的建筑界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在二十多年前的建筑界却是个令人惊叹的创举。上海南京路上的24层国际饭店曾独领华夏风骚半个多世纪。如今，来自苏北水乡的“泥腿子”也能建造36层的摩天大楼，这不能不说是高邮建筑史上的里程碑。

记得我调到建工局的第三年，也就是1994年，当时的高邮建筑业全年总产值只有8.036亿元，而至二十多年后的2020年，全市建筑业总产值达到1285亿元，是1994年的160倍。全市建筑业入库税收达到8.74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5.8%，比1994年的全市建筑业总产值还要高。近两年全市新承接高层建筑2400个，建筑业从业人员达18万人。记得三十年前，也是我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他时任市建安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每当一幢三五层的新建筑落成，他回来总是眉飞色舞，说高邮如何如何了不起。今天，如果他还在世，请他看看新文体中心、吾悦广场、金融中心、农商银行、在建中的新人民医院、高铁客运枢纽等等现代化建筑，一定会惊叹不已的。

今天，当我走近一座座建筑，那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高邮每年都有10万建筑大军，用汗水搅拌每桶砂浆，用真情浇筑每根大梁，他们将抱负粘在每块砖瓦，将追求注入每幢楼房。他们用一个个闪光的国优、“扬子杯”“白玉兰杯”等奖项，为全市建筑业的创优夺牌和高质量发展增添了耀人的光彩。这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声声奋进的足音，是拼搏的记录，是繁荣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