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开过八年多小店，售卖以洗化用品为主的小百货。店面坐落在邮城通湖路东段、武安社区孙场组老庄台的对面，坐南朝北。夜幕降临，路灯渐次亮了，我常常换妻子值守店铺。坐在店里，看着店门外，或朝里看着店堂里“一帆风顺”的玻璃镜面的匾额，镜面反映出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店前走过。

开店的那些年头里，一些人和事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抹去的记忆。

拾荒老人

每到晚间，我总看到一位老人，瘸腿，左脚只有后半截脚掌，拄着拐杖，一小步一小步地在挪动。他看上去七十岁左右，个头不高，衣衫褴褛，白发稀疏而零乱，目光呆滞，面容枯槁。他是拾荒的，背着又脏又大又沉的编织袋，在我家店门口边上的垃圾箱翻找、挑拣可以卖钱的矿泉水瓶、纸板纸盒、塑料废品等。

每每看到这位拾荒老人颤抖抖地从东往西挪动，我就将当天准备扔掉的事先拆解、整理好的一捆纸盒拎出来，在他到达垃圾箱的前一刻，放到垃圾箱的边上，这一捆东西就非他莫属了。我的举动看似偶然，并不像刻意为之。我近距离地打量着他那些许高兴的表情，无言。他抬头看了看我，有时无言，有时会从嘴里发出我听不懂的“啊、啊啊”的声音，原来他还是个哑巴。

老人背着塑编袋的身影继续向西挪动，向着下一个垃圾箱挪动，向着颇有收获的深夜挪动，向着我目光的结尾处挪动……

在浴城打工的宝应妹子

我家小店的东侧有一浴城，一个普通的洗浴中心，与小店相隔几家商铺，也就二三十米左右的距离。彼时，手机还没有普及，浴城里有个打工的妹子，经常用小店的公共电话与家人联系。她打电话时声调正常，没有刻意不想让别人听见，渐渐地对她家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她是宝应县人，家应该是在宝应乡下，像大多数打工者一样，老公也在外打工(后来知晓是在上海)。她有一男孩，理所当然成为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学习。她与家里人通电话，一般都是或询问或安排家务琐事。要收割小麦，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就给人家收割机收割，不要省这个钱。插秧人手不够，就花钱叫工。下个月，有个人情要出的，要爷爷奶奶再忙也得到场。家里正常开支或重点事项开支需要的钱，从邮政局汇到家里了……电话结束前，往往都是嘱咐小孩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不要玩皮，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考上好大学，做人上人。偶尔，宝应妹子也和远在上海的老公通电话，一般都是相互询问身体、收入，相互叮嘱在外不要省，该吃的要吃。有时，他们还在电话里讨论旧屋翻建成楼房的筹划等。

宝应妹子最后一次到我家小店打公共电话，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夏夜，约莫十点钟的时候，电话是打给和她老公在一起打工的老家邻居，她的老公在上海出工伤事故了，她要去上海，问人家路怎么走。素颜的她，职业所致本就蜡黄的脸上，多了份焦急、无助、忧虑的神情。打完电话，她没零钱，要拿100元大钞来付电话费，我一向善良的妻子让她不要给了，抓紧去上海吧。

老杨

与老杨认识，缘于我家小店为增加营业量，在某一年夏季开始做起冷饮的二次批发与零售。老杨作为供货商与送货者，与我们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冷饮供销关系。在此后的交往中，对他的过往、人品、精气神有了更多的了解。

老杨属马，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原地方国营企业的一名正式员工。2000年下岗后，他自谋出路，自我创业，租用一家冷库里面一百多平米的冷冻室，做起了冷饮批发。

老杨整天头顶似火骄阳，骑一辆电动三轮车，车辙遍及城区大街小巷。需要补货时，一个电话，他总在答应的时间之内送到。他做事麻利，送货的数量和金额脱口而出，一口准。

老杨的外表年龄要比实际年龄显老一些，皮肤黝黑，戴着至少六百度的近视眼镜，遮阳护肤的长袖衬衫、长裤子的颜色总是灰色调，也就是三五十元一件的档次。有时，送货不急，他会在我家小店稍作停留，休息片刻，和我攀谈起来。他乐观开朗，言谈中不乏真诚、幽默、睿智。谈到他家庭时，表现得幸福满满，老婆与他一起做事，负责在冷库记账、发货，儿子在读初中，随他，聪慧、钻研、懂事。

老杨知识面较宽，谈吐中“厚积薄发”“白驹过隙”“行稳致远”等成语脱口而出。一次,他见我在店里学写古诗，凑过来看了一会，说我写的平仄声不错，也押韵，就是诗感差些，多读、多写会有提高的。他还顺口背诵了《声律启蒙》中的一段。谈到当前经济下行，他说拉动GDP要靠“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还说到，消费主要靠青年人群，而高邮不但是人口净输出城市，而且是老龄化城市。他感叹：靠消费拉动高邮经济，难啊!我疑惑地端详他躲在镜片后的两束炯炯目光，还有一嘴的白牙利齿，纳闷：他应该是从政或舞文弄墨的一块好料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