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8 20:51:26 作者:□ 陆建华 来源:今日高邮
我自幼爱好文学,一辈子坚持业余写作。单就数量说,从1959年末正式发表作品至今,大约写下了5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近五分之四写于退休之后。年岁渐高,在一天天逼近80岁时,萌生了出一本书的强烈愿望。
81年前,我出生在高邮东乡水网地区的南荡村,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后来因长期坚持宣传与研究同乡先贤汪曾祺,在行业内有些薄名。但我从不以作家、专家自居,最习惯说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写《陆建华八十回眸》这本书,不是为时代留影的鸿篇巨著,主要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文学爱好者回看自己的人生和文学之路,诉说感恩之情。
首先感谢的当然是我的母亲。虽然她只读过两年私塾,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见我从小喜欢找书看、爱听故事,母亲认定“生儿不读书,如同养条猪”,她反复说服父亲节衣缩食,送我到离家十里路的临泽镇中心小学插班读六年级。我从此接受正规教育,并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从高中开始集报,直至今天已超过60年,装订成册的《勉耕斋集报》超过130集。集报对我的帮助异常明显,多年来,我从报刊上收集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手法多样的散文佳作,给我以丰富的滋养,不只弥补了我幼年读书少的先天不足,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写作水平的提高。
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为文一直是文学道路上我学习的楷模,这一切离不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海珊与我高中同班,且二人感情深厚。最初我与汪曾祺只是神交,没有任何联系。出于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我常常有意向海珊询问汪曾祺的一切。新时期之际,汪曾祺刚复出文坛,我能比其他人超前好多时间宣传与研究他,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1981年夏,当《北京文学》编辑部决定发表我写的汪曾祺作品的评论,我自己觉得师出有名了,鼓足勇气给汪曾祺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汪曾祺很高兴,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昨天到《北京文学》去问了问,你的文章他们决定采用,已发稿,在八月号。再过一个多月你就会收到。听编辑部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多写。”这是汪曾祺一生写给我的总共38封信中的第一封信。
高邮出了个汪曾祺,这是我们高邮共同的光荣,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做好宣传与研究汪曾祺方面的工作,是我们高邮人应尽的责任。我将1981年8月在《北京文学》发表的近万字的评论《动人的风俗画》,看作正式开始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显著标志。40年来,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数十种报刊上发表关于汪曾祺的论文、散文、随笔、杂谈、新闻等各种文体的大小文章超过300篇,平均每年8篇,出版研究汪曾祺的传记性质的专著5种,主编汪曾祺的作品3种。
这些写作成绩的取得,与我长期有意坚持从汪曾祺的生活实际、创作实际出发来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直接相关。我从不讳言在研究汪曾祺方面的理论基础不厚实,但我与汪曾祺同乡,熟悉他的生长环境、家庭历史、文化成长基因等。我十分珍惜这一切,不只视为我研究汪曾祺的长处,更自觉地在日常研究中扬长避短、努力前行。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训,在长期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过程中,我赞同人们称赞他“下笔如有神”,但决不将他研究成“神”,而总是呼吁和强调“我们当然需要对像汪曾祺这样一位深受读者尊敬与喜爱的多才多艺的作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但这样的研究一定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绝不能脱离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实际和创作实际,尤其不能违背汪曾祺本人的意愿随意夸大和拔高。”
汪曾祺文坛复出后,昔日对他的宣传与研究的冷寂现象得到明显改观,逐步增多,这本是好事,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汪老辞世以后,不必说借汪曾祺之名拉赞助、评奖,报刊上写汪曾祺的作品也是连篇累牍。得过汪曾祺一幅字,合过一次影,甚至见过一次面,同席吃过一次饭,都能写出洋洋洒洒貌似热闹实质空浮的抒情散文。以上种种,一定程度上已形成对汪曾祺的捧杀之势了。在我已写的有关汪老对某些个人史实、创作态度的文章中,我坚持注意尽可能引用汪曾祺本人在作品中说过的话,或汪曾祺夫人及子女在正式发表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的有关文章作为凭证,绝不含糊其辞地借汪老的嘴说自己想说的话。
回顾我已走过的超过80年的人生之路,母亲的恩德、汪曾祺对我的帮助与影响都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但都比不上党对我的恩泽恩惠!这是我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于1984年秋从高邮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工作的调动,绝不只是于我个人“对写作大有好处”,就我宣传与研究汪曾祺来说,更是天赐良机。调省之前,我四处奔忙,促成汪曾祺圆了回乡梦。调省工作后,整理出汪曾祺生平的创作年表,并协助出版《汪曾祺文集》,主持拍摄专题纪录片《梦故乡》,促成汪曾祺文学馆和汪曾祺纪念馆的建成。因此,我将新著自然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是“研究汪曾祺四十载”,下篇则是“散文写作六十年”。全书45万字,是我花一年多工夫,从我一生正式发表的近千篇大小文章中、从正式出版的近20本著作中精选出来的。这样的布局既符合我的文学事业实际,更蕴藏着我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深爱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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