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普及于八十年代的有线广播，从清晨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到晚上八点多的天气预报结束，一天早、中、晚广播三次，一次时长两小时左右，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受到庄稼人的青睐。

广播喇叭作为结构简单的扬声器，一般固定在家家户户的堂屋墙壁上，考究的人家还请庄上的木匠打制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匣子，正面镂空成五角星形状，将广播喇叭放置其中，非常养眼。广播喇叭用一根铁丝连接到乡镇广播站布设的杆线上，在物质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岁月，是老百姓获取新闻资讯、科技知识、文艺节目、会议通知等内容的主要渠道。

我喜欢上悦耳的广播声，是在八十年代刚初中毕业在家务农时。起初，我将发生在周边的好人好事、农情农事誊写好后，投寄给上级新闻单位，便竖起耳朵在广播下收听，往往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偶尔有稿件被采用，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随着自己的辛勤采访和不懈努力，稿件的采用率逐年提升，几乎每年被县广播电台、报社和县委宣传部表彰为优秀通讯员，不少稿件还被评为好稿。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坚持每天收听广播节目、从中学习取经是分不开的。

一个夏日的中午，丝丝小雨下个不停，早已到了广播播出时间，可广播喇叭始终“哑口无言”，到邻居家一打听也是如此，猜测是广播线路出了故障，于是赤脚出门走向泥泞的田野，顺着主杆线一路查巡，终于在离家三四里的村瓦窑厂附近，看见了断成两截的广播线。由于断线之间存在落差，一个人始终无法同时抓住两端的线头，急得在原地直打转。恰好一个扛着大锹下田理墒排水的大伯路过此地，连忙喊他帮忙，一齐发力将两截线头拉紧，拧成麻花状，连接成功。虽说回到家全身已经湿透，但听到仿佛久违的广播声，不由得心花怒放。

当时，县广播电台每天中午都按时转播省电台服务“三农”工作的《农村节目》，我一期不落地收听。遇到中午下田挑麦把，我就将调频收音机挂在扁担头下，边挑边听，生怕错过了节目内容。我将听后感反馈给节目组，并在相关节目播出。其中，我反映的“群众有钱盖楼房，集体无钱买把锁”的“牛瘦角肥”现象，引起了省电台经济部的重视，在《农村节目》中组织全省听众开展了专题大讨论。1989年底，我作为全县唯一的听众代表，应邀参加了省电台在淮安市召开的苏北片农村代表座谈会，与耳熟能详的张家先、胡德兰、葛义等资深采编播人员一道，共同探讨栏目设置、播音风格等改进方案。后来，我的讲话录音在省电台《广播与听众》节目中播放，庄上的剃头匠雍大伯一大早从收音机上听到后，忙不迭地赶过来告诉我，分享我的喜悦。

听广播的特殊嗜好，也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的写作功底，每年都有近百篇稿件被县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播，《补锅补碗成往事》《又到“听取蛙声”时》等评论文章，还上了《人民日报》“今日谈”、《扬子晚报》“扬子快语”等头版专栏，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土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我被镇党委宣传科和镇广播站从村办企业“挖”走，专职从事乡镇自办节目采编和对外宣传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后来，又转岗到文化站、政府机关工作，虽说一路走来碌碌无为，但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感觉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如今，广播喇叭的功能已经被数字电视、新媒体、互联网所取代，但作为广播事业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的见证者，我始终割舍不了那一段记忆深处的广播情结，那清脆、嘹亮的广播声，仿佛还在耳际回响，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