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邮县果园职工都住公房。我家住在第一排的最西边，两间，四季翠竹护着西山墙和后墙。紧挨我家的是尹廷湘技术员，一人，一间，夫人在上海。再东边，就是汪奶奶一家，也住两间。

汪奶奶个子不高也不矮，眼睛总是那么明亮，香榧果似的脸庞，写有人生艰辛而沧桑的皱纹，浅浅的、流畅的，给人以信任和暖意；左右两边有几缕白发，对称地妥帖地拢在发髻里。汪奶奶在家照料小孙子，儿子汪裕如、儿媳瞿元娣和我妈妈都在果园上班。我爸是采购员，在外多，在家少。放学，妈妈还在侍弄果树，我们（弟、妹，还有其他小同学）都到汪奶奶家做作业。气温宜人时，汪奶奶就把桌子搬进竹园陪着我们。那时作业不多，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汪奶奶搂着孙子，慈祥地望着我们读课外书、游戏、打闹，和我们一样高兴。她有时来点热水，上点吃的。汪奶奶在，老师、家长都放心。

那时，烦汪奶奶的事多着呢。“汪奶奶，给我钥匙。”“汪奶奶，把我家炉子开开。”“汪奶奶，告诉我妈，我去挖野蒜啦。”……汪奶奶答应着、操心着，有时还开心、佯嗔地说：“哎，来啰。真是的，死奶奶也要被你们喊成活奶奶呢。”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上茅缸，一不小心蹲翻木板，掉了下去。我死劲地爬了上来，浑身湿透、臭极，哭得应天响，哭声中弥漫着无限的伤心。汪奶奶三步并作两步跑来，连声说：“乖乖，不怕，不哭，奶奶给你洗。”汪奶奶将我领回家，脱衣，倒水，洗澡，然后掖进被窝里。再烧水，洗涮臭衣脏鞋。妈妈下班，看到被窝里的我和汰洗的衣服，气不打一处来，“你拉屎还给奶奶添乱啊！”说着就要揪我的耳朵，把我往外拖。汪奶奶连忙拉住，“没事了，没事了，别把伢子吓着喽。”第二天下晚，再上厕所，厕所变新颜。茅缸上面搭有草披，蹲板上装有膝盖高的座位，腰间配上圆木横担，坐着倚着舒服得很，再也不会掉下去啦。妈妈打听，是汪奶奶请秦二爷制做的（秦二爷真名秦世云，是乡野巧人，打一手好算盘，会干木匠活，后来各户的“宝书台”就出自他手）。妈妈谢过汪奶奶，还买了两包香烟，上门感谢秦二爷。

妈妈身体一直很好，苦活、累活难不倒她。不知怎的，在我读四年级的那个春天，爸爸在外省出差，妈妈病倒了，病得突然，病得很重，高烧三天三夜没退，三天未进一颗米粒。妈妈的好友、也是涟水老乡的唐志美，一天两趟跑王营镇找王老医生过来医治。汪奶奶昼夜在我们家，既要弄饭给我们姊妹仨吃，又要服侍床上的妈妈。妈妈既感激又难过，常常暗自流泪。半个多月，妈妈渐渐好了起来，但瘦了许多，汪奶奶也瘦了不少。多年后，妈妈忆起汪奶奶，还对我说：“要不是汪奶奶、唐大妈，妈妈那次怕是撑不过去了。”

果树一年年开花挂果，后生们也一天天长大。记得我读初一那年，“文革”之风刮到果园。外地有人“检举”陈科长，说他解放前在无锡参加反动会道门。陈科长当时是果园领导人之一，他在外单位任科长，调进果园后，人们还是叫他陈科长。参加过反动组织，这还了得！造反派将他软禁在库房里，接受外调和批斗。可能因我根正苗红，有点小大人的样子，暑假里，就安排我参与白天看守，白班是早七点到晚九点。陈科长吃饭、换身衣服等，经我检查后，送到软禁室里。尽管我像模像样地值班，但我对陈科长恨不起来。姓章的造反派小人物，时不时给我“上课”、讲“纪律”。汪奶奶有时也和我说些悄悄话。汪奶奶说：“陈科长是你爸爸的领导，是个好人，你不要为难他。该吃的让他吃，该睡的让他睡。”汪奶奶有时还将煮熟的鸡蛋、好品种的梨子放在衣服里，让我带给陈科长。在汪奶奶的言传身教下，我放松了“警惕”，几次 “违纪”帮陈科长做些小事。在不长的时间里，弄清了陈科长的历史问题，“检举”都是捏造。暑假快结束了，我要开学了，陈科长也放出来了。两年多后，他进入果园“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那个特别的暑假里，我好像知道了一点事情，悟出了一点事理。冲动中有点冷静，迷茫中有点憧憬，懵懂中有点明晰。如果有这么一点点的话，这一点点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若能起到一点点作用，那也是汪奶奶给我的。

汪奶奶——我再怎么叫，她也不会答应我了，但她的声音，有时还在我耳边响起；她的形象，有时还在我眼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