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生我时难产，正月十三就折腾，后来又转去县人民医院，正月十五午前“开大刀”生下了我。据说在县医院也是一番折腾，母亲躲到一棵松树后面，她被面临的手续吓得瑟瑟发抖。这些事后来姑母告诉我的，舅母其时也去医院送饭帮忙，民人家“养人”是件大事。晚婚的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五岁，父亲小他一岁属牛。我一直不知道母亲的生日，只听外婆说过“大概是蚕豆开花的时候”。后来收拾旧物，见到母亲被剪了角的身份证，上面的日期竟然还要早一年，生日也在夏季的时间，我相信这串冰凉的数字是后来登记的讹错。姑母后来每每提起我的出生，总是叙述得非常热闹而喜悦：那时县里面正好“玩花灯”，满大街人山人海的，人们都去文化宫看灯。负责送饭的舅母看着人群稀奇，拥进人群竟被挤掉了鞋子。

乡人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元宵》中回忆：“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其实，灯节已去年节的“五马日”十天，而乡间过了初五就下地干活，并不像城里那番热闹。对于我的出生，家里自然格外地重视，这是因为父亲的晚婚和家里生活的窘迫，我的出生无疑是“坏稻剥好米”的喜事。父亲对于我的到来自然是喜不自胜的——听说我从产房被抱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有趣的“风波”：同时出产房的人家养了个女儿，打趣地说要和我们家换孩子，但被城里的姨娘因为我是个“茶壶嘴”拒绝而作罢。后来我调皮的时候，母亲总是说：“早知道当年把你给人家养也就算了，养个细丫头是多么省心。”我们这里人有点“势利”，生了儿子都作“大小伙”，生了姑娘却叫“细丫头”，这也并非太大的恶意。

因为元宵节日子好记，我的生日似乎从来没有被忘记过。母亲在的时候，每年元宵节都给我下碗挂面并煮一个鸡蛋，这就相当于后来的生日蛋糕吧。母亲走后这个仪式就由父亲来提醒我。对于元宵这样的日子，我多少也是觉得是沾点喜气甚至福气的。每每在桌上谈起生日来，我总是有点自信，好些人没有这么“大”的生日。正月里出生的人，被叫做“生日大”。后来读了几本书，知道汪曾祺先生的生日也在元宵节，他在《七十抒怀》中记道：“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诞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

这种兔子灯我也是见过的，灯节时南角墩的人们也会用柳条或者竹篾去扎兔子灯，里面点了蜡烛让孩子们拖着到处游走，很是有些神气。也有不小心烧着了的，虽然伤心但到底也是热闹的事情。我的出生，村里人似也非常地重视，有好事的好心人来送灯，几户人家一起拿了花灯来祝贺谓之“送灯”。依例，这几位就成了我的“干摆摆”也就是干爸爸。(“干摆摆”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叫法，姑母也叫“摆摆”，这是很奇怪的。）以后回到村子里，见到那几位送灯的老人，我总是感觉十分亲切，就是不知道他们当年送的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那种点着红眼睛的兔子灯？

村庄里过生日也是大事，尤其“整生日”是要办酒的。孩子满月、百露、过周办酒之后，每年的散生日就是下碗面条吃个鸡蛋，逢十的整生日要隆重办酒。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做了一套土灰色的中山装，那时候这算是“时装”。亲戚们都买了各样的礼物来：有买成衣的，有送布料的，也有简单出个“人情钱”的。“人情不计钱，一钱还一钱”，多少也并不计较。到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的日子更加窘迫起来，那时候学费都难以支撑，但父亲还是咬着牙办了酒。他知道再为我过“整生日”就要到四十岁的时候。村里人讲究“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道理。

父亲那时候真是窘迫，但他还是乐于办酒。这其实并不是他图虚荣爱热闹，他是有自己的盘算的——那时候“人情钱”已经是水涨船高了，他扒着手指算出亲戚的人情钱足够我的学费，而酒水的钱是可以赊账的，这样他就可以在酒席中“预支”到我一年的学费开支。过了而立之年，我的生日便是自己的事，而我们要为了自己孩子的生日而忙活了——人这一辈子竟然是通过“过生日”来完成代际更替的。我的女儿也是正月生日，进产房那天是正月十四。我想着孩子和我一天生日也是很好，可那年元宵节正是“汪曾祺文学奖”颁奖的日子，我要去受奖，长辈们就劝我正月十六再迎接这个小虎妞的到来——好在“十五、十六正红灯”，这也是个很好的日子。妞妞出生的第二天落灯，我请长辈们吃早茶，一位老先生乐呵呵地对大家宣布：“他灯节领了文学奖，十六又添了个‘细呆丫头’，这才是人生大奖！”

从此，我们就都记着孩子的生日。其实，同龄的妻子生日也在正月，正如“上灯圆子落灯面”的仪式，也不过是图个热闹而已。“生日满月”酒水和祝福究竟有什么意义也不必深究，只是四十年来每逢灯节，我们都能体味到一股很有意味的人间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