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同龄，都出生于1953年，属蛇。母亲的生日在年头，父亲的生日在“腊八节”那天。父母家是“老亲”，父亲的父亲和母亲的母亲是表兄妹，到他们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25岁结婚，当时父亲是现役军人，母亲是民办教师，如今已经共同走过45个春秋。按我们这边的习俗，他俩今年整七十，即将迎来蓝宝石婚。

父母是我迄今见过最能吃苦的人。父亲从小就给我灌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人走到哪儿，都要勤劳一点，我没遇到过做事把人做伤了的。”父亲入伍之前，小时候在家放过鸭、放过羊，长大后学徒打过铁，进农机修造厂在铸造车间做过造型工，到了东北当兵干的是电焊工。母亲姊妹两个，姐姐比她大4岁。外祖父的父母离世早，他自己当村支书又忙得很少顾家，家务农活，母亲帮助外祖母分担了不少，割麦、栽秧、喂猪、烧饭，里里外外，从小就和大人一样，什么都得干。上学做功课反倒成了附带。这些都是他们闲暇之余，为了育子成才讲给我听的。

1985年前后，我家要在新屋基上砌3间大瓦房，那时，我已经隐隐约约开始记事了。父母当时也才三十出头。建房的资金不够，父亲就跟几个轮窑厂赊了账，先把最要紧的砖头拉回来。为了省个把小工，他们起早贪黑，宁可自己多辛苦一点。夫妻俩精打细算，花了6000多块钱，前前后后一个月，愣是将3间“人字头”给竖起来了。所以，从小我就记得，外祖父外祖母住的是土坯茅草屋，我们一直住着有电灯、有廊檐的大瓦房。

父亲退伍回乡后被安排在自行车零件厂工作。我6岁时，跟他进城上了幼儿园。父亲年轻时善交际，又喜饮酒打牌，我也被他拖到东带到西，在不少同事、朋友家蹭过饭。进城读书就是图能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经常和父亲出去应酬，学习成绩自然上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母亲进城工作，更多是为了照顾我，接着就是将妹妹接上城来读书。一家人蜗居在单间10平米左右的筒子楼里，烧饭做菜在过道，洗漱间是共用的。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家人虽进了城，可户口还在乡下，不种地就没有粮食吃。我家有4亩多田，种一季稻子、一季小麦。父母既要忙工作，农忙还要赶回去抢收。父亲在行政管理岗位上，还好一点，母亲经常是上了小夜班，甚至是大夜班，顾不上身心疲惫，骑自行车赶十几公里的路，下乡农忙。田里收工了，她还要掐着时间再赶回工厂上班。有时上班、农忙的时间衔接不上，她只能和同事调班。短的三五天，长的一周，我们看不到母亲是常事。一季大忙下来，父母就像被剥了一层皮。父亲用不了多长时间，肤色就会转过来，而母亲的皮肤随着时间的沉淀，慢慢变成了咖啡色。

父亲是典型的好人坏脾气，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还有些固执。我小时候挨他的训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逃脱他的掌心。母亲惯孩子从不放在脸上。她训人分寸也把握得很好，从不婆婆妈妈的。我刚升入初中那会儿，没什么家庭作业，每逢老师开会就放早学。一次，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魁楼踏青。那里有靶场，还能捡到子弹壳，我非常好奇。我们在菜地里一阵嬉戏打闹，不知谁手中飞出的一颗小石子把一个同学的头砸得流血了，我们连忙将他送去城南医院清理包扎伤口。等我回家，天已经漆黑了。母亲下班回家，一直见不着我，到后面的小花园找了几趟，仍不见踪影，她就一直站在北海桥头等我。回到家，关上门，母亲狠狠捶了我一顿，一边一个劲地抱怨把人都急死了，一边又在默默流泪。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总是过得飞快，我和妹妹先后成家立业。母亲为了给我带小孩，早早地回归了家庭。父亲所在的工厂改制后，他走南闯北打了十几年的工。退休后，他又重新回到农村生活。在老家，他养些鸡鸭，种些蔬菜，觉得那样的生活很充实。每月的退休工资会准时打到他的银行卡里。母亲虽无“老保”，却很自信自己有两个“活期存折”，不愁没钱花。

现在，父亲喝酒的时候，经常会像祖父那样“卡嗓子”，母亲罗圈腿的走路姿势越来越像外祖母了。他们的身体一直都还硬朗。父母在，不远游。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守护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