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正在写毛笔字，过了年，她95虚岁了。我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安详而专注的神情，看着她的满头白发，看着她老去的面庞，看着她枯瘦的手，这可还是我记忆中的妈妈？父亲2015年7月初因肠梗阻去世，为了让母亲从悲伤中走出来，我给她布置作业，每天临一张柳公权的帖。一张帖，也就12个字。母亲答应了，且做得很好。每天固定的时间，她自己拿出写字的用具纸张，一笔一划，尽显笔力，间架结构，端庄秀丽，写完，注上年月日。我夸她写得好，她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每天一张字，努力坚持到现在。这当中，我们兄妹三人轮着下午陪她一段时间，也看着她写字。几年来，母亲的写字，从自动写到要人催促，到帮她拿出用具，到找各种借口不肯写，说眼睛不舒服，说头晕，说没劲，但我们拿出了笔墨纸砚，她也就写了。一执笔，她便安静下来，专注起来，笔笔有锋，一丝不苟。我们继续夸她，大部分字都在旁边画了圈，表示夸奖，她总是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我们总想，通过写字，延缓她脑子的病态发展。不管有无效果，只要写字，母亲总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尽管现在，她对好多字的偏旁结构、笔划顺序已不清楚，成为了依样画葫芦，但还是那么凝神、专注。有时，看她写得很吃力，一些简单的字，她竟不知怎样下笔，我的心有些冷了，便随了她，停了好多天。直到这一次，我说，妈妈，好多天不练字了，写一张吧。好的，她应了。我好欢喜，快快拿出用具，铺开纸砚，选出一张笔画简单的，照例，先让她读一遍，个个认得，好得很。母亲答应得很爽，写得也顺利。当然，有些笔画还需提醒才能到位。有些字，特别是大写的“門”，结构有些复杂，母亲没要任何提示，顺利地写成了，我感到欣慰。记得上一次写这个“門”字，费了好大劲，说了多少话，才写成功，这次怎么就这么顺呢？写好字，我给她评判，在写得端正的字旁画个圈，边画圈边表扬：这个字写得好，这个字更好。母亲指着没打圈的字说：这个字呢？我看到了她充满期待的神情，于是说：这个字也不错，画个圈吧。只有一个“满”字，我说不能画圈，因为你写得太小了，只占了田字格的四分之一大，还少了笔画，不能画圈。她应声说，以后再努力。我翻出一个多月前写的同样一张字说，这次写的比以前的好，要表扬。母亲又谦虚了起来，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看着她富有成就感的笑容，我赶紧用手机拍下来。我把照片中这个充满慈祥的面容给她看，问，这是谁呀？她说，是我，丑死了。我说不丑不丑。又拍了前后两张字的照片，一并传到大家庭群中。看着母亲一脸的轻松，我的心也轻松起来，明知这是一份难以保持的轻松，也不知道，这样的写字，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有一天，她真的一个字也写不起来了。

母亲的字，写得不如以前了，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读字。她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在大街小巷逛，看到人家大门上的对联，总爱慢慢读出声来。“春安夏泰，秋吉冬祥”，这个对子好；“开门大吉，恭喜发财”，俗气。她边读边评论。我问，这些对子，你懂吗？她说，这个不懂，糟啦！两年前，一次看到警车上的英语Police，她读了出来，边读边说，警察。我跟着读了一遍，她纠正说，重音要放在后面。现在我问她，“警察”的英语单词怎么说？她说记不得了。现在街上大门上的对子，她还读，只是慢了。前些时，我推着她走在家门口的大街上，忽听她说了一句话，“打印，打我呢！”我没入神她说的什么，抬头一看，一家打字复印店面的门边，挂着一个牌牌，上书“打印”二字。我一听一看，知道了她说的什么，乐了。母亲这时的脑子是清晰的，字面的本意，她当然不清楚，但她姓印，打印即是打她自己，多有趣。我把打印的意思解释给她听，我问她，懂了吗？她点点头。尽管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但她还是说，懂啦。每次走在公园里，看到广场上高大厚重的纪念碑，她总要读出声来：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她什么字都读不出来了。

从没听母亲唱过完整的歌，我推着轮椅里的她走在公园里，问她，《洪湖水浪打浪》会唱吗？不会。我打开手机里的这支歌，她跟着节拍小声哼了起来，但唱不全。我放《大海航行靠舵手》，“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她一句句唱得很清楚也很完整，这支老歌竟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脑海里。我小时候，听她唱过好多歌，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哼唱。“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板凳爬上了墙呀灯草打破了锅呀灯草打破了锅……”这是解放前夕，国统区学生唱的讽刺当局的歌，现在她听着手机里的这支歌，嘴里只能哼出只言片音。“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穿梭，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这是流行在共产党解放区新天地的歌，现在再问她，她一句也不会了。她脑中的记忆，整块整块地被挖走了，同时也带走了她做人的许多尊严和对许多诉求的表达，只留下了她对事物瞬间的感觉感受和一丁点儿还能被称为记忆的记忆。对于母亲来说，她已不知道什么，于她的子女——我们来讲，却是心中一个莫大的伤痛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