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后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到“重民轻天”及“民贵君轻”这样的发展过程。

陈造作为南宋初期的知识分子，熟读经史，自然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并在他为时不长、为官不高的仕途生涯中充分地身体力行，使之发挥到极致，因而获得“淮南夫子”这样的赞誉。

一、“民本意识”来自于仁人之心

“民本意识”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概念，具体地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曰畏民。

陈造认为，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各级官吏，不管你的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哪怕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甚至是皇帝，都应当在心灵深处有这种“畏民”意识。他在许多诗文中提及这一点。比如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经济秩序，下令“铁钱不南，官券不北”，即不准使用江淮地区(北方)的“铁钱”，重新发行“官券”(楮币，一种用楮纸印刷的纸币)，引起百姓的不满。他在《上赵丞相劄子》中说：“淮南楮币不通，穷困甚矣。大抵有农无商贾，丰岁则有米麦而无货，荒歉则米麦偕货并绝……某所深忧者，淮民不可使怨愤困悴，淮地不可不保爱顾惜。此中之利害，某不敢深言。”所谓“此中之利害，某不敢深言”的意思很明显，如果官府对百姓的怨愤困悴不闻不问不重视，弄不好会激化矛盾，生发“覆舟”之虞。

所以，他在《与范侍郎书》《与许运使论荒政书》等文章中多次引用《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对于“邦”的重要性，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

二曰得民。

北宋灭亡以后，徽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南逃过江，在临安(今杭州)称帝，是为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中原地区虽被金兵占领，但根据《绍兴和议》的规定，金国与南宋仍然以淮河为界，北归金而南归南宋。南宋在长江以北设江淮东路和江淮西路，包括今江苏中部、安徽中部和河南南部。但宋孝宗像他的父亲宋高宗一样，患有严重的“恐金症”，他视江北地区为畏途，甚至是“弃儿”。不仅继续实行“铁钱不南，官券不北”，而且在赋税征收、赈灾救济及人才选用等问题上也有“重南轻北”的倾向。比如赋税征收，他强调“江淮自古为天下富庶之区”，却不顾该地区作为金宋双方的“中间地带”，实际上承受着金宋两国的双重负担，对江淮地区诸郡县拼命地搜括。正如陈造所说：“士大夫不究国体，某郡匱乏，某郡有馀，为监司必诛求有餘者……必使例不可为而后已。臣恐一二十年之后，郡县无复可为，陛下赤子嗸嗸不聊生，非国家之福也，臣愿陛下明戒大吏，务全州郡事体，无令逼迫不自聊赖。”希望减轻江淮地区的赋税负担，以免失去民心。

三曰知民。

陈造进入仕途后，虽先后转陟多地任职，但基本都是六七品左右，用现在的话说，是基层干部，对老百姓比较了解。比如他在《常平劄子》一文中说：“臣伏见两淮国之北门，藩垣之地，所不可轻，而频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无食，官中举行荒政，而储蓄不多，无以尽称君父忧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麦之外，他无所产，向来丰岁米麦价贱，农伤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饥罢，官中束手，无策救拯。则是岁之丰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固圉谋敌之本，奈何置不为虑?救此之弊，岂真无术?窃惟古法可万世常行无弊者，惟汉耿寿昌常平，丰年增价而籴，凶歉减价而粜，农末兼利，官无所费……”

这段话几乎等同于白话文，意思十分明确。他先是肯定“两淮”作为国家的“北大门”，犹如藩篱院墙，是国之屏障，政府“不可轻”，接着指出这个地方由于经常遭遇水旱，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十分艰难，去年又碰到赤地千里，老百姓断炊，政府虽根据“荒政”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蠲免”或“赈济”，但数量太少。面对广大“无食”的“病民”问题，“官中束手，无策救拯”。紧接着他连续通过“民情安否……奈何置之不为虑?救此之弊，岂真无术”这两个反诘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慨之情。最后则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窃惟古法……惟汉耿寿昌常平，丰年增价而籴，凶歉减价而粜。”

耿寿昌是汉宣帝时的大司农。“籴”，买粮也;“粜”，卖粮也。耿寿昌设置“常平仓”，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由政府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买进粮食储备起来，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再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老百姓。这样做，可以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又可以在凶年避免“谷贵伤民”。陈造的建议应当说是针对性很强的，既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又能让政府接受的好办法。没有对“两淮”地区的了解，没有对基层民情的熟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四曰宽民。

《绍兴和议》签订以后，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成为宋金两军对垒的缓冲地区。南宋统治者为“淮南战守计，经画者多非其策，是以费财而劳人，取轻敌国，生疑淮人”。怎么“费财而劳人”呢?即到处修城备垒。陈造认为这种做法“多非其策”。他在《上王参政劄子》中写道：“敌骑之来，或聚以一，或分为二。而我则无所不备，所备者不少，故修筑者众多，彼未来而吾已自弊;彼来败吾一，其他已破胆矣。而吾城筑之费不知几极，随修随坏，及其临事，夫何可恃?”因此，他认为应“罢其营筑，以息人省财。一旦有警，随敌大小坚脆，务为聚屯坚守不可犯之计，清野以待，徐而制之，以老其师”。

同样的观点，他在《上赵丞相劄子》中又一次提及：“虏(指金兵)陵(同凌)暴淮南凡几矣，未始攻吾城也，而议者纷纷皆曰某处可增筑，某处当修培……城楚州，城六合，修天长，修高邮，财已竭，人已劳，费劳务人，一旦有警，委之无用。”

此劄子中的“赵丞相”名赵雄，是宋孝宗初年的宰相，淳熙三年(1176)，他曾把绍兴府搜括来准备进贡给朝廷的40万缗(串铜钱的绳子，一缗为1000个铜钱)铜钱发还给老百姓，用以抵减税捐。他收到陈造的劄子后，对陈造的这种“宽民减负”的观点十分赞赏。可惜与副宰相王淮等人意见相左，终因谗言而被贬。

二、“民本意识”来自于无私无畏

像陈造这样低级的官员，不仅在平时的诗词赋文中，而且在公开的书劄策问中，敢于时时处处强调“民本意识”，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和魄力。

一是道地的农民出身奠定了他无私无畏的基础。

陈造是道地的农民出身。“我本扶犂手，为儒父兄意。”(《论报》)他27岁之前，一直在家乡高邮从事农业劳动，后来在父兄的劝告下开始读书，锐意进取。由于家贫，所读之书靠借、抄、记、诵，直到43岁才考中进士，踏入仕途。50岁以后，他又挂官不做，回归家乡务农，闲暇时以诗书对弈自娛，直至71岁时病逝。

正因为他一生基本生活在农村，并亲自劳作，所以对农民甘苦感同身受。《田家谣》是他描写乡村生活和农民甘苦的代表作之一：“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阴晴随意古难得，妇后夫先各努力。倏凉骤暖茧易蛾，大妇络丝中妇织。中妇辍闲事铅华，不比大妇能忧家。饭熟何曾趁时吃，辛苦仅得蚕事毕。小妇初嫁当少宽，令伴阿姑顽过日。明年愿得如今年，剩贮二麦饶丝绵。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常姑前。”对农村生活写得十分具体而清苦。

不仅如此，由于南宋时陈造的家乡高邮属两淮之地，是金与宋相峙的“中间地带”，也是饱受金人与宋廷双重蹂躏的“苦难渊薮”，他的另一首描写家乡农民生活的《田家叹》写道：“五月之初四月尾，菖蒲叶长棟花紫。淮乡农事不胜忙，日落在田见星起。前之不雨甫再旬，秧畴已复生龟纹。近者连朝雨如注，麦陇横云欲殷腐。如今麦枯秧失时，举手仰天祷其私。秧恶久晴雨害麦，兼收并得宁庶几。饼托登盘米藏庾，农家岁寒无重糈。岂知送日戴朝星，凡几忧晴几忧雨。吾侪一饱信关天，下箸敢忘田家苦。”

如果说，这些如泣如诉的诗句只是表达了陈造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的话，那么，他在《正纲纪劄子》中，矛头就直指皇帝(人主)：“纪纲者，人之脉也。脉不病，虽疾不害;脉病而肥，良医忧之。人主以一身而临天下，中外百执拳拳焉共守之，譬如纲之在纲，孰能保其久而不坏?一绳之腐，一目之缺，随即补之，则大纳固在;听其腐缺，几何不就尽耶?国之纪纲，亦恶能保其不隳?上自人主，下至中外百执，随坏而补，则与日惟新，谓之未尝坏可也。臣蝼蚁之见，亦欲陛下君臣即纲纪之将腐缺者补之。”

宦途最忌的就是“僭越言事”，但陈造“位卑末敢忘忧国”，这种胆识不能不说是令人敬佩有加的。

二是短暂的宦途生涯提高了他洞察积弊的能力。

陈造43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先是在繁昌(今安徽繁昌县)担任县尉，县尉与县丞同是县令的副手，即现在的副县长，主管治安(正九品)。三年职满后，他离任回家等待新的任命。由于他过于清亷，九品官的俸禄只能维持他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所以他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他在《谢朱宰借船》一诗中写道：“出生禄遫空自怜，三年官满囊无钱。身如绊骥心千里，安得一舸西风前。令君磊落济川手，留滯亦怜穷独叟。大舟百尺影白虹，借我搬家我何有。菡牛之鼎著鸡肋，涓滴渠须瓠五石。劣留两席寘图书，輦石囊沙压摇兀。典衣买酒饷三老，槌鼓鸣锣人看好。相遇重读借船帖，我自卢胡看绝倒。”后来，还是身任芜湖县令的诗友借给他一条船，并为他践行。出发那天，他则典当了衣物，买些酒菜感谢“三老”，老百姓感于他的政绩，敲锣打鼓地为他送行。

后来，他先后被任命为吴门(今苏州)学政、定海(今浙江镇海县)知县、房州(今湖北房县)知县。在吴门执教时，开讲“吴门策问”系列主题，让学生提问，他则结合历史讲述自己的观点，让学生受益不浅。比如《吴门策问五》，学生提问：“利害之易见者，人知之，人言之，何兴而除之难矣哉?”他答：“利害之易见，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因利害始瞢眯不可言也。方是肘，非明者不能有见，明矣而勇不足，犹无益于行也。”接着他举“漕河淤浚”问题为例。漕河即大运河，它本是国家南北漕运之大动脉，但到宋孝宗时已有几十年未疏浚，致使漕河淤塞，弊端百出。一些有识之士虽然认识到这些弊端，但疏浚大运河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漕河大部分在长江以北，朝廷视之为畏途，谁有勇气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

而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艰难的症结在哪里?在“高位有不称，坐令蛇为龙”。(《辛丑春雪甚意有感》)把矛头直指那些尸位素餐，只为争权夺利、不顾国家利益和百姓死活的执宰大臣们。

三是广泛的社会交往开拓了他认识现实的阅历。

陈造从43岁入仕，到50岁出仕，宦途生涯虽只有短短七年，但广泛的社会交往却开拓了他认识现实的阅历，这是他在家乡“躬耕南亩”所无可企及的。

陈造给我们留下的作品内容很丰富，形式很多样，数量很可观。从内容看，有农耕、水利、军事、用人、建言、游历、唱和等;从形式看，有诗、词、书、劄子、题跋、策问、墓志、行状等;从数量看，有诗词2038首，有各类文章近1000篇，可谓琳琅滿目，应有尽有。

从这些诗文中看出，陈造的社会交往非常广，上到丞相、尚书、侍郎等王公大臣，下到知县、通判、主簿、学谕等一般基层官员。其中诗朋文友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当时名气很大的陆游、范成大、尤袤等与他都有密切的交往。

陆游比陈造稍长几岁，陈造去世后，其子师文为父亲遗文编集，向陆游求序，陆游欣然允诺，并给以较高的评价：“……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久而寖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平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方是时能居今而行古，卓然杰立于颓波之外，如吾长翁者，岂易得哉!”

范成大也比陈造稍长几岁，和陈造应当算是同时代人，但他当时的知名度很高，被时人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首，特别是他的“六言诗”，别具一格，很有特色。陈造受他的影响，则写过不少“四言古诗”，如《次赵判宗送李象山韵》《次程帅劝农和陶诗韵》等，很受范成大的赏识。陈造与之诗词唱和以及书信来往颇多。比如《蝶恋花·范参政游石湖作命次韵》《与范侍郎书》等。范成大在书信中曾介绍其出使金国的经过以及《隆兴和议》的内幕等，让陈造对南宋统治者偏安于一隅，醉生梦死，无心抗金，更无意收复失地的真正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为他甘为百姓鼓与呼增添了更多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