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1946年出生于高邮特平村。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我听父亲说母亲在一次演出时差点流产，安胎后生下了我哥，他的小名“安子”由此而来。1973年，母亲带着我随军去了新疆哈密市，丢下了只有五岁的哥哥在老家，这可能是母亲一生中做过的最为后悔的事了。

在新疆我很少见到父亲，每次父亲都是穿着军装坐着一辆绿色的大篷军车回来，车上还有好多军人。现在回想起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许多画面浮现在眼前：母亲在油锅里炸着带鱼，我站在炉边一边吃一边等着她炸好的带鱼；我还喜欢看她擀面条，擀面杖把和好的面团擀成大大的面饼，把面饼来回折叠成手掌宽的长条，用刀随意切成自己想要的宽度，然后用手抓起一把在空中均匀抖散开来，再撒少许面粉上去防止面条粘在一起，这种手擀面煮熟了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很好吃；我也经常看见母亲拿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左看右看，看着看着就不停地流泪，她从来也不跟我说什么，我隐隐约约知道照片上的男孩是我的哥哥。

母亲在村里是妇女主任，在新疆却做着筛沙子、在砖窑厂烧砖的苦活，但我没听过她半点怨言。怀着对家乡的浓浓爱意，在转役地区是选择上海还是新疆的定向上，父母毅然选择了高邮。1979年，母亲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儿子。她给他买最好的书包和文具，这和在新疆时连二分钱的棒冰都舍不得给我买的母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她对哥哥的种种不同方式的偏爱一直让我嫉妒，但想到这份爱是她弥补曾经对哥哥亏欠的母爱时，我心里就释然了许多。哥哥皮肤白皙，很会做家务，做什么事都有条不紊，家里的墙上贴满了三好生奖状，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说话，这可能与他童年长期不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有关。我几乎没听他喊过一声妈妈。我知道母亲一定非常渴望哥哥能清脆地叫她一声妈妈。

回到高邮后，母亲被分配到城镇单位高邮蓄电池厂上班。虽然有几次被调往大集体企业工作的机会，但她都没去。现在问起母亲这件事的缘由，她笑着说：“去那些单位上班，纪律严明，哪有可能让你们一回到家就吃到现成饭呀！”为此，母亲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单位领导疏于管理，没有认真执行企业职工养老金交纳政策，母亲退休后没有退休金。后来，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她一次性补缴了养老保险金，领到了退休金，那年她已经67岁了。对待这些个人得失，母亲很是看得开。她有个特点就是嘴上从来不说穷，她说：“女人不能哭穷，越哭越穷。”

母亲从来不怨天尤人，唉声叹气。她像一个电力十足的发电机不停地工作，奉献着她对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爱。

母亲四十六岁时，我的父亲被诊断为结肠癌。仿佛一夜间，母亲的头发花白了。在陪父亲看病、开刀治疗期间，母亲既要悉心照料他，还要为解决医疗费报销问题而奔波。在父亲化疗期间，母亲针对父亲的身体状况认真学习菜谱，想办法通过食补提高父亲的免疫力。有一次，我的表弟来玩，看见盆里的泥鳅很是奇怪，他说，这不是给鸭子吃的吗？我妈笑着告诉他，这是烧给我父亲吃的，因为她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日本专家研究说吃泥鳅可以补白血球的文章。经过母亲的精心调理，父亲终于恢复了健康。

母亲的爱遍及每个家人，她对自己兄妹的爱也是无微不至。大舅在世生病期间，母亲经常带吃的穿的去看他，大舅临终前母亲也是天天抽出时间去陪伴他。母亲用行动诠释了爱，同时也感染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珍爱自己、珍惜家人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