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历史上，曾有过高邮越剧团，且前后时间长达近18年。我的母亲就曾经是高邮越剧团的一名演员，前后从艺近20年。

母亲酷爱越剧。1952年4月，在宁波象山县第二中学读完初中后，她瞒着家人进入杭州新陆越剧团学艺，专学花旦，成为一名越剧演员。

1954年1月，母亲随苏州大声越剧团响应国家号召，落户高邮。1955年登记更名为高邮越剧团，当年落户登记的还有同样来自苏州的髙邮京剧团。两个外来剧团一下子填补了高邮没有剧团的空白。七年后的1961年才有了高邮扬剧团。

自1954年落户高邮到1967年“文革”中被迫撤销的这13年，是高邮越剧团成长最快、发展最好、影响最大的时期。演员基本功好，演职人员阵容整齐，先后上演的剧目达110余个。不但上演了一批传统的古装戏，如《梁祝》《玉堂春》《碧玉簪》《三看御妹》《蔡文姬》等，还上演了一批优秀的现代戏，如《江姐》《年轻的一代》《祥林嫂》《红色娘子军》《金沙江畔》等等，其中《蔡文姫》在扬州地区文艺汇演中获得好评。先后涌现出小生周丽敏、张铭，花旦朱玲妹、我母亲、俞柏风，小花脸韩小巧、周伟敏、筱湘莲等一批老、中、青骨干演员。

越剧为浙江地方戏，高邮越剧团在苏南及浙江一带有大量的观众，除了在县城及乡下巡演外，每年都要去苏州、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中城市演出，是当时江苏省最好的县市越剧团之一，在县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尤其是在武汉三镇影响较大。我还依稀记得干爸干妈，曾带着5岁的我，坐着大轮船去武汉看望我的母亲。

母亲作为花旦之一，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虚心向老一辈演员请教学习，苦练戏曲表演“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的基本功，演戏投入，感情真挚，担纲了不少剧目的AB主角。母亲扮相靓、音色亮，做功好、戏路宽，老旦、花旦、小旦及反派角式都能演，得到了越剧团演职员的好评。1956年，母亲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1960年，又光荣入党。母亲还先后担任了越剧团团委会和艺委会主要成员。

我因年龄较小，在1967年越剧团撤销之前，也没有真正看过越剧团的演出，即使看过也不懂得。主要是听曾经看过越剧团演出并且熟悉母亲的长辈讲起过，还有母亲健在时，多次看过家中收藏的越剧团演出的剧照相册。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幅饰演《梁祝》祝英台的彩色剧照，我至今还保存着。

1966年5月，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要照顾家庭，无奈转业至高邮影剧管理站工作。母亲虽然离开越剧团了，但心还在牵挂着越剧团，那一份对越剧团的挚爱永远不会丢。然而，时隔一年，越剧团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文艺团体，却因时代原因及“一个县只能留一个剧团”的政策规定被迫撤销。这是越剧团所有演职员未曾预料到的，也是高邮文化艺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离开心爱的舞台，何去何从？对艺术人生正在蓬勃发展的每一个演职人员来说，都是一次十分艰难的选择。后来，一部分演职人员经介绍返回了原籍，一部分演职人员留在高邮安排了工作。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优秀影片被解禁。电影越剧《红楼梦》的放映，立刻在全国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并哭倒了全国一大批观众，也使越剧一下子上升到了全国有影响的大剧种。我记得，《红楼梦》在邮城放映期间，天天加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全国越剧热，也深深波及到了高邮。在邮的原越剧团所有成员的艺术生命被唤醒，渴望重返舞台的激情被点燃。在原越剧团指导员周仲华的热心牵头下，母亲征得领导的同意，暂时离开单位，与俞汉香老团长、韩小巧、俞柏凤、庄萍等，一起加入了恢复高邮越剧团的团队，进行了紧张有序而艰苦有效的复团工作。原越剧团在上海的小生张铭、在苏州的花旦朱玲妹等一一被邀请回来了，一批热爱越剧的年轻学员从浙江招收回来了，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被回忆整理出来了。

复团后的高邮越剧团克服了没有场地、经费不足等困难，抓紧练功、辅导学员，排演剧目、反复磨合，于1980年秋，首排越剧传统经典剧目《梁祝》，在原二沟乡大会堂正式上演，收到了很好反响。熟悉的高邮越剧团又回来了，喜爱越剧的观众又回来了。

复团以来，越剧团先后排演了《玉堂春》《莫愁女》《女儿泪》等16个剧目，在县城及各乡镇巡演，去盐城、上海、武汉等地演出。也就在这期间，我看到了母亲的演出，内心深处体会到了母亲那挥之不去的越剧艺术情结。

复团之后的高邮越剧团，虽满怀憧憬，却面临着无法解决学员编制等问题，又赶上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而于1984年再一次解散。母亲的越剧艺术情结，也从此划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越剧团虽解散了，但影响还在。越剧柔婉细腻、醇厚质朴、辗转缠绵的艺术魅力，已在邮城悄然无声地扎下了根，拥有了一大批酷爱越剧的票友。邮城先后成立的以越剧票友为主要力量、原越剧团演职员为骨干的咏秋越剧社、越华如水艺术团，正以满腔热忱延续着生生不息的越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