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在当下被有些人归略为“面子”，粗鄙化的情形下也不难发现，它在生活中被日益强调，构成个人品格和形象所包含的重要成分。这些年我写了一些生死题材的小说，在我看来，生的尊严可以是个人努力，而死的尊严则是他人给予的，取决于你生前是否被社会尊重。我的朋友李冬宁的观念肯定与一般人不同，甚至影响过我。他说：“对任何死者都要给他作为人的最后尊严。”他做过殡仪馆馆长，这是他的职业观。

我曾经在殡仪馆深入生活，学习和操作过殡葬工的整个流程，我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深挖情感故事，想触及送葬人以及死者的灵魂，想将来借此写出一些深刻的东西。谈何容易，小的难是共情，大的难是悲悯。

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死亡本身都给已死、临死之人和未亡人的世界带来了大变故，一切指向都在说明生命重建和创伤修复的难度，礼赞对于生死体验的审视和对于人类共通痛苦的理解和包容。真正的避讳是因为恐惧和无视，恐惧是因为无解、无知。于是，我们需要得到帮助，或者帮助别人。

在殡仪馆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听呼天哭地锣鼓喧天，体会人生末端应该比其他阶段更需要尊严，所谓的最后一程，盖棺定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哀怜在市井人情中死亡来临时的各种无序与伧俗。人们热衷于在各类谈资里展示外人的死亡，对于自己和亲友的死则在原罪般深重的忌讳里逃避，拔高死者的品格，美化死者的形象几乎是通常的，流行的做法，其道德经验建立在薄脆的外壳上，内里孱弱无助。而这种状况下，我寻找一种脱俗的，有质地的光芒。在作品《归途》里，见义勇为少年董小鲁的母亲，一个羸弱的下岗女工，寻求儿子的死亡真相，只为践行与儿子的承诺，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让虚假的荣誉让他丧失死的尊严。

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人的处境，上升一种境界，我对董小鲁的母亲不可思议的做法，由衷地表示敬意;而对于一个老警察的死，超出亲情的那种爱戴和礼遇，我理解为是给那位不知名的乡村警察，也是给具有人文情怀的中国警察的致敬!

生与死是人性的舞台，在幽微曲折处该有那么一点真实的面目，回避无济于事，也不可能慧剑斩情丝那么利落。敢于正视死亡的恐惧是一种进步，敢于真实地面对死亡真相更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诗人海子说：生命只有两天，一天活着，一天死去。我理解，这两天不是一条直线，而应该是一个圆。尽善尽美的死和尽善尽美的活一样重要，一个人没有完美的生活，死起码要完善，要有最后的尊严。人生归途的底色不应该是灰暗的，温暖的关怀可以让它透亮，可以让它激励人生。

同时，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尊严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