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小站的黄金时代。每天凌晨五点开始，陆续发车开往上海、南京的班车司机和售票员要在小站吃饭住宿，母亲便带着年幼的我一起搬进了车站宿舍。一排青砖灰瓦的小屋，东面有三间宿舍，我和母亲住中间，两边分别住着驾驶员和乘务员。西边是售票处、旅客休息区、车辆存放处，门口可以停两三辆大客车。屋后是一大片农田，从初夏到秋初，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大自然交响乐——蛙鼓、蝉鸣、鸟语，好不热闹。可每天似乎又是很冷清的，周围就两户人家——老开楼夫妇和吉老师一家。到了晚上，安顿好驾驶员和乘务员，我常拉着母亲去吉老师家看他慢悠悠地萝卜干就酒，听他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便起床忙碌起来，高邮班、扬州班、南京班、上海班，买票、检票、发车，如此循环。没有假期，节假日只会更忙，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简单乏味的工作并没有消磨母亲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因为那时的我每天都能看到母亲脸上的微笑。

小站除了为驾乘人员提供安宁舒适的休息环境，更方便了出行的广大旅客。寒风里，酷暑下，晨曦中，路灯旁，小站就是温馨的“家”。那时候，车站里几乎每天都坐了不少人，男女老少背着大包小包，拿着车票排队等上车。行李多、路途远的，通常提前一天把东西存放在这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老人在途中弄丢了钱包，身无分文。他不停地叹息，焦急地张望，眼巴巴地看着车走了一辆又一辆，想着实在不行的话就走回去。母亲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不但请他吃饭，还帮他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直念叨自己遇到了好人，并向母亲表示深深地感谢。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负责的人。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交通运输行业也兴起承包责任制。小站只承担上海班的售票工作。一辆车四五十个座位，汤庄、沙堰、甸垛、汉留四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十来个座位。逢年过节加车加班，除了大年初一也没有假期。好在我长大了，有时妈妈有事外出，也能帮她顶上一两天班。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木票盒在腋窝一夹，向着人群大喊：“来，来，来，没买票的请主动把票买一下，”然后依次买票、检票、发车，经常有人叫我“小小售票员”。有一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妈妈不在家，我住在空荡荡的小站，睡到半夜，好像听到了不一样的声响。我害怕地蜷缩到床角，想到白天听人说起春节期间一群要饭花子在我们这边活动的事情更是害怕。响声继续，老半天，我忐忑的心才渐渐恢复平静，鼓足了勇气，拿了一把剪刀，光着脚丫，迅速打开了门，发现竟是风吹着半粘在门上的春联发出的啪啪声，虚惊一场！下半夜睡意全无。从那以后，妈妈几乎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2002年，因乡镇规划和交通运输业形势发展的需要，小站改造成了五间商铺和一间大停车场，周围搬来了好几户人家，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只是来小站买票候车的人逐年减少，只有逢年过节时客流量才会回升。就拿上海班近五年的营业情况来说，一个月的售票数由原先900多张减少到后来的300多张。这一数据的变化也让我的母亲失落并欣慰着，失落的是操劳了近二十年的职业日渐萧条，欣慰的是社会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交通方式的日趋多元化。私家车的剧增、出租车的营运、顺风打车的问世、高铁的通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冷落了曾经喧闹的小站，但作为一名普通售票员，我们很荣幸地目睹了祖国交通运输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2022年，小站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停止营业。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块蓝底白字的公交站牌，站牌下偶尔会有人等车，几乎无人提及这个曾经的小站。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小站留给我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怀，一份曾经的使命担当。它记录着母亲奋斗的岁月，见证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