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是传统的曲艺形式之一。我们扬州一带，则是以扬州方言来说书，人称“扬州评话”。明代张岱《柳敬亭说书》中记载：“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由此可见，其历史悠久。

比起其他艺术，说书要求不高，只需一张桌子和椅子(凳子)就行，就像林嗣环《口技》里写的“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这场景，我很熟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还没有普及，除了偶尔看电影或看戏外，岁数大点的，还会去“听书”，我常有机会随大人们去玩。

书场设在文化站内，有两间教室大小。中间是过道，两旁摆着木条椅。前面有个小舞台，上方挂着汽油灯，台口也被观众们占领了。最显眼的，是两位长者：右边胖胖的那位，是我的舅老太爷;左边眉毛白而长的，是费老太爷。

上场的是王丽堂先生，她穿着旗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两眼放光，扫视全场。随着醒木落下，原本吵吵闹闹的礼堂，顿时鸦雀无声。

“今天我要说的书，是《水浒》中的一位英雄——武松的故事。武松是哪里人士?他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由于说得投入，加上汽油灯烘烤，王丽堂先生时不时地拿起桌上的手帕擦汗。正听得入迷时，就听到“啪”的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当晚的演出就结束了，台下的观众，个个意犹未尽……“说书”是假，交代是真，前有悬念，后有照应，描述细腻，细节传神，这大概就是观众们痴迷的原因吧。

高邮王氏父子纪念馆内，也设过书场。扬州评话非遗传承人惠兆龙先生，在此说过《陈毅过江》。他把语言与手、眼、身、步等形体动作结合起来，佐以丰富的面部表情，塑造了儒雅自信、豪爽豁达的伟人形象，观众们多次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一度时期，电台播放过王少堂的《水浒》、刘兰芳的《岳飞传》、袁阔成的《三国演义》等录音。夏日午后，有收音机的人家，门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都竖着耳朵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这当中，就有我的身影——我也是个小书迷，而且还有段“说书”的经历。

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挑选我和一名女生，去当“故事员”。接到任务后，我采用“化整为零”战术背讲稿，四五页长的文稿，带个晚竟然全记住了。第二天早上，老师让我背给他听。然后，他说：“你爸爸是才子，演过胡司令，让他帮你多加工，最好穿插点动作，过几天要过堂呢。”

回到家，我转述了老师的话。爸爸说：“讲故事，要绘声绘色，声音要有快慢高低，说的内容和动作要协调，幅度大一点，但不能喧宾夺主。”他还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没看到人家杂技团的孩子，一大早就在那儿练功?”那几天，他常给我做示范，让我对着镜子找感觉。

过了两三天，去文化站“过堂”。那儿，除了站长，还有几个生面孔。他们让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还为我物色了一位姓卞的师傅。师傅平时喜欢开玩笑，可一到排练时，就十分严肃：“上台站稳，平视全场，目中无人，但心中要有人。”

师傅说的是《西门豹治邺》，每当他登台，我就守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说：“那个巫婆，脸像花生壳子形，搽了许多粉，淌汗后活像一块上了霉的咸肉皮;说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中间只差个断气……”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可他正襟危坐，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他严格要求和示范指导下，我又有了长进。

不久，通知去公社小礼堂汇报演出。那晚，化了淡妆，套上白衬衫，身着蓝裤子，穿上白球鞋。灯亮了，该我上场了。我学师傅的样子，醒木一拍：“话说，春秋时期……”台下响起了欢笑声和掌声，好长时间才静下来。

一星期左右，来通知说参加“一城三镇”巡回演出。第一站先去临泽，吃住都在临泽中学，说书地点在文化站。演出间隙，安排专人教唱京剧唱段。有天晚上，在李部大队场头放露天电影。开映前，还特意安排我们说了一会书……

这么多年来，我对说书的兴趣丝毫不减，而随着时代进步，说书的方式却在悄然变化。

两年前，在陕西榆林某个广场，见到一位说书的，手中弹着三弦，脚上带着响板，嘴上一会儿说一会儿唱，很是新鲜。

前段时间，无意中刷到“小马抖趣”，内容是扬州评话“武松打虎”。传统的曲艺形式，借助抖音平台传播，吸引了不少的粉丝，赢得了较旺的人气。

看来，艺术生命与人的生命一样，都是一个过程，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得以传承。就像说书一样，不管什么时代都需要，关键在于说什么，谁来说，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