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作家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汪曾祺先生是文坛有名的茶客，他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喝茶清闲之时。他的《泡茶馆》，完全凭记忆追怀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校门口的一系列茶馆，及其布置风格的区别。昆明茶室，有大茶楼、小店铺之分，汪先生那时是一介穷书生，喝不起好茶，只能邀二三学子或同道，在昆明小茶店里抒发文人情愫。

汪曾祺大学二年级那一年，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一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他那时开始写作，最初几篇小说就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

汪曾祺说他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会让他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汪曾祺创作了现代京剧《沙家浜》，写出妇孺皆知的阿庆嫂所开的春来茶馆，阿庆嫂唱得好：“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汪曾祺喝了一辈子的茶，却谦虚地说：“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有人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汪曾祺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

汪先生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他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汪先生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祖父汪嘉勋喝茶考究，大多喝龙井，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汪先生后来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就会想起他的祖父。

汪曾祺这一辈子喝茶印象最深的有几次：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汪曾祺和靳以、黄裳几个人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汪先生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

1947年春，汪曾祺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还有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

汪曾祺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他觉得有点煞风景。后来他问陆文夫，陆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汪曾祺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汪曾祺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他每天早起喝他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

谈到喝茶的习惯，汪曾祺先生说：“我喝茶，纯粹解渴和恋上茶的味儿，如若非得有个专业的茶道知识，我也只能旁听插不上话。可我就偏好这口，喝茶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我对茶有依恋的情怀。中国人创造性的把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更是历经千年发展让自己的生活离不开茶。”又说“真实的生活终究是充满烟火气息的，遇到了茶，忙碌的生活有了一束光，流浪的脚步有了停顿，平淡的生活有了流光烟火。”